历史常被描绘为盛世与乱世的轮回，但细细探究便会发现，那些被载入史册的繁华，只属于统治者，而非百姓。譬如离我们最近的“康乾盛世”，不少学者却称之为“饥饿的盛世”。在那繁华的外表之下，百姓依旧饥寒交迫，真正应了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相比之下，我们所处的当下，已经算历史上百姓最幸福的时代了，至少目前，大多数人能够温饱无忧。我在庆幸之余，也不免会考虑，随着社会演进，未来几百年，平民生活会否再登新阶，抑或重归历史常态，继续在生死线上挣扎（或者用当下委婉的说法——“内卷”）？
两百多年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观察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尽管人类社会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取得了持续的技术进步，但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却始终在温饱线上徘徊。无论是原始的农业社会，还是工业革命初现曙光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似乎从未实现过质的飞跃，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这一观察，后来被总结为“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在其 1798 年出版的《人口论》中阐述了其核心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永远追不上人口的增长。他认为，当社会财富增加时，人们便会生育更多的孩子，新增的人口会迅速消耗掉多余的资源，最终将人均生活水平重新拉回到仅能糊口的水平。因此，在他看来，生产力的进步只会带来人口的增长，而非提升普罗大众的生活品质。
一个多世纪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从更本质的层面解释了这一现象：进化的真正主体并非生物个体，而是基因本身。进化总是朝着最有利于基因延续的方向推进，而我们每个生物个体，都只是基因为了在恶劣地球环境中生存而创造的"载 体"。生命体之于基因，就好比宇航服，或者飞船之于宇航员，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内部的“乘客”（基因或宇航员）提供一个赖以生存的微观环境。基因并不关心载体的快乐与否，因为个体的幸福感与基因的繁衍成败关系不大。它的"目标"极为简单粗暴：增加载体的数量，而非提升载体的生活质量。
这种基因层面的"自私性"正是马尔萨斯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环境允许时，生物总是倾向于最大化繁殖，直到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人类虽然发展出了理性思维，但在基因程序的驱动下，这种繁殖冲动依然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之中。
这看起来似乎注定了人类——尤其是底层民众——永远无法挣脱内卷的宿命。然而，就在马尔萨斯提出这一悲观论调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却似乎奇迹般地偏离了他的预言。之后的两个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主要归功于两大历史性突破：工业革命与生育观念的转变。
首先，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以蒸汽机、纺织机和铁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使得财富的创造不再仅仅依赖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生产力首次以指数级增长，使得社会总财富的增长速度终于超越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为普通民众收入的持续提升提供了可能。在工业化国家，曾经遥不可及的富裕生活，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其次，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以及避孕 措施的普及和家庭观念的转变，人们开始倾向于组建规模更小、质量更高的家庭。出生率随之显著下降，成功地为人口增长踩下了“刹车”。
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许多国家成功地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传统模式，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代模式，从而打破了“收入增加 -> 人口增长 -> 人均资源稀释”的恶性循环。至少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人民群众在满足温饱之后，有能力进一步改善生活，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乍看之下，我们似乎确实已经挣脱了马尔萨斯设下的古老陷阱。但我却并不乐观。尽管我们凭借科技进步和理性自觉暂时摆脱了传统的人口困境，但支撑这一陷阱的底层逻辑却并未消失。
首先要谈的，是人口增长的内在惯性。
基因并非全知全能的"设计师"。它未曾预料到，自己精心构建的生命载体竟然能够开发出"避孕"这一违背其根本利益的"漏洞"。然而，从进化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一“漏洞”恐怕难以长久存在。因为，持续维持低生育率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会在与鼓励生育的文化（例如某些宗教或族群）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随着代际更替，信奉后一种价值观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会逐渐上升，从而在宏观上拉高整体的生育水平。
放眼全球，真正成功跳脱马尔萨斯陷阱的，仍只是少数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与东亚。它们凭借工业化、城市化与教育普及，完成了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型。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依旧 深陷传统的人口困境。
在发达地区，人们不仅自觉控制生育，甚至因社会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企，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社会中，底层民众更出现“躺平”现象——拒绝婚育，选择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洲诸国普遍维持在 4 至 6 的高生育率，远远超过人口替代水平。因此，部分地区的极低生育率，在全球人口的巨大基数和高生育率地区的强劲增长面前，根本无法扭转全球人口总趋势。整体而言，全球人口仍在快速膨胀，若延续当下趋势，至 2080 年总人口将突破百亿。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殖民体系客观上将欠发达地区锁定在全球经济的底端，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将人口压力与贫困固化在这些地区。同时，严格的边界控制也阻止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享受工业革命的果实。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国际法体系的完善，这种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已不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更为矛盾的是，当下的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再以武力消解人口压力，甚至连有效阻止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都举步维艰。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约束、国际法的限制，以及全球化下的深度依存，使它们在面对移民潮时显得力不从心。
长远来看，这种人口分化的格局难以维系。随着欠发达地区人口持续爆炸式增长，而发达地区的生育率不断走低，前者对后者的压力将愈演愈烈。无论合法移民还是非法迁徙，大量人口势必从高生育区向低生育区涌入。最终，发达国家也难在这股人口洪流中独善其身，其相对优势的生活水准与社会制度都可能遭受冲击。
归根结底，真正能够遏制人口增长的，或许就只有一个残酷的因素——资源的枯竭。
与18世纪马尔萨斯所强调的土地与粮食不同，当代人类面临的资源约束更加复杂而严峻。化石能源、清洁水源、稀有矿产、可耕地面积，都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但其储量终究有限。
过去一个多世纪，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成功延缓了马尔萨斯陷阱。然而，这一模式如今正面临“双重挑战”：边际效应递减与收益分配失衡。
从边际效应来看，科技虽发展迅猛，但在满足底层民众最迫切的基本需求上已接近瓶颈。单位土地的产出极限使得粮食增产空间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科技发展的代价是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采与透支，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可能难以逆转的损害。气候变化引发极端天气频发与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冲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污染威胁人类健康与农业生产；土壤退化和荒漠化则不断压缩可耕地面积。这些环境恶化的后果，正在转化为沉重的经济代价——农业减产推高食品价格，极端天气毁坏基础设施，环境污染增加医疗负担，而生态系统功能的下降则直接制约着经济活动。
而在分配层面，当代技术进步，尤其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崛起，展现出明显的资本偏向。技术创造的巨额财富，往往集中于少数掌握核心技术与资本的精英阶层手中；与此同时，大量劳动者的岗位被机器取代，即使再培训也难以追上技术更迭的速度。社会财富总量虽然增加，但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以人工智能（AI）为例：AI 在科学研究、资源调度优化等方面蕴含着巨大潜力，可能成为解决某些困境的关键。从长远来看，它应该会为人类创造福祉，但是，它只会造福那时还没有被淘汰的人。AI 的确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却无法凭空创造新资源；相反，更高的效率往往加快了资源的消耗。从短期来看，AI 正在取代大批低端劳动岗位，使部分底层民众失去生计，生活更加艰难。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似乎正在重演马尔萨斯时代的困境：技术进步未能惠及广大民众，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再度出现脱节。
我估计，在我有生之年，地球人口仍将不断增长，人均资源则会日益稀缺，被马尔萨斯陷阱笼罩的人口比例只会越来越大。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各种宗教都描绘过属于自己的“天堂”，在那里人人幸福安乐。然而，人类文明已经走过两千多年，却始终未曾看见这片“天堂”的影子。坦率地说，我并不相信这种完美世界会真正降临，因为它本身违背了进化的基本逻辑。
或许真正的出路，只能寄望于发现更广阔的资源。更明确地说，就是突破地球的局限，向星际空间扩展，从宇宙中获取新的能源与生存空间。也许人类还需要上千年，才能发展出支撑大规模星际移民的科技。而在那之前，经济增长极有可能再次被人口增长追赶甚至反超，绝大多数人仍难免回到温饱线边缘徘徊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