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品德高尚

这一年多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儿子讲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史悠久，波澜壮阔，但最精彩的篇章往往集中在几个特定的时期。我是按时间顺序，从三皇五帝开始娓娓道来的，如今已经讲到隋末时期了。这段历史恰巧是儿子最感兴趣的几个时代之一，另外两个则是楚汉争霸和汉末三国。

讲历史故事的初衷是激发儿子对历史的兴趣，因此我并没有拘泥于正史，而是融入了许多小说和民间传说的情节。讲到隋唐时期时，尤其让人感慨万千，这不仅是因为瓦岗寨的失败，更是因为小说中塑造的英雄气概与现实中的复杂人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隋末群雄逐鹿的乱世，瓦岗军的首领李密算得上是个人能力和品行都相对优秀的代表。如果他能够成功问鼎天下，后世的社会发展可能并不会逊色于李渊建立的大唐。然而，历史并未眷顾瓦岗寨，最终的胜者是性格更为复杂的李渊。

若单从世俗的道德观角度来评价隋末群雄，窦建德或许是最接近“高尚”标准的；其次是李密，再往后是李渊，而最差劲的恐怕要属王世充。然而，历史的结局却是李渊斩杀了其他三人，最终一统天下。

回顾中国历代开国君主，你会发现，品德高尚者寥寥无几。即便像刘秀、赵匡胤这样相对更有道德光环的帝王，也难称完美。刘秀对杀兄仇人曲意逢迎；赵匡胤也有欺负旧主孤儿寡母的污点。这不禁让我思索：或许传统道德与个人成功之间，真的存在某种深层次的冲突。

这也成为我在教育儿子时反复权衡的问题。如果要求他严格遵循道德准则，会不会让他在现实社会中吃亏？譬如，当他偶尔撒个小谎时，我该不该严厉惩罚，让他形成“绝不说谎”的习惯？还是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在真实的社会里，不懂得“适当变通”似乎难以立足。

小说和正史在描述人物与事件时，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接下来，谈谈这两者的不同：

《隋唐演义》对历史的最大改编之一便是对李唐极力美化。不仅唐朝的皇帝被描绘得英明神武，连那些后来投靠李唐的将领也被高度神化；与此同时，小说大幅丑化了李唐的对手们，而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李密。事实上，李密或许才是那个时代真正堪称“第一好汉”的人物，而在小说中，他却被刻画成了一个无能窝囊的反派。这种处理手法，大概是因为李密最终被李渊所杀。李密被描写得越不堪，唐朝杀他就显得越合情合理。

然而，从历史来看，李密并不算是李唐真正的敌人。他的瓦岗军主要与隋朝作战，从未与李渊交锋过。事实上，李密最后甚至投奔了李渊。然而，他在小说中的形象却被严重扭曲，完全背离了史实。

李密与其他隋末反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大多数反王，如窦建德、王世充，出身隋朝旧部，早已割据一方，拥兵自重。而李密虽然是贵族出身，却因隋炀帝杨广的猜忌遭遇灭族，只身逃亡。靠着卓越的文韬武略，他才一步步建立起瓦岗军，最终成为十八路反王的盟主。

但在小说中，李密的文韬被转嫁给了徐茂公，武略则被分给了秦琼，而他的领袖地位甚至让给了程咬金。这些人物之所以在小说中被赋予高光时刻，无非是因为他们后来归顺了李唐，成为唐朝的功臣。即便如此，小说仍不愿让李密的死与李渊直接关联，而是让他死于王世充之手。这一情节安排不仅彻底“洗白”了唐朝皇帝，也顺带抹黑了另一位竞争对手。

再谈小说中对“义”的塑造。古典小说往往避讳过多描写“情”，而格外强调“义”。阅读这些故事时，英雄人物之间的兄弟之义确实令人动容，仿佛他们生活在一种充满忠诚与信任的理想化氛围中。然而，小说的“义”毕竟是虚构的，许多情节经不起推敲。比如，王世充杀了王伯当后，瓦岗寨的兄弟们群情激愤，纷纷离去；而李世民杀了单雄信时，大家却坦然接受。这种双标转换未免太过唐突。

事实上，隋末的乱世几乎没有所谓的“义”可言。那些“主公”本身就是篡逆之人，追随他们的武将更是频繁换主。即使是小说中的“第一主角”秦琼，其一生中也辗转事奉了多位主公，结交了无数同僚。以正史而论，真正能称得上有情有义的，或许只有王伯当和徐茂公两人。

瓦岗寨的最终结局是，李密与主要将领纷纷投奔李唐。李密不久后决定离开李渊，而李渊显然深知这样的人一旦放走，后患无穷，便下令杀了他。李密在李渊麾下得不到重用，选择离去的心情可以理解。而王伯当毅然陪着旧主赴死，则是真正的有情有义之举。

李密一死，瓦岗的将领们迅速与他划清界限，宣誓效忠新主。这样的行为，与今天政坛上的投机现象并无二致。然而，在这众人争相表忠的场面中，唯有徐茂公表现得不同。他向李渊请求取回李密和王伯当的遗体，为两人厚葬，以尽兄弟之谊。当然，这一举动并不全然是出于“义”，徐茂公素来善于揣摩上意。此举不仅体现了他念及旧情，也为李渊妥善处理了潜在的政治隐患。从此，他更深得李渊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