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品德高尚

这一年多来，我几乎每晚都会给儿子讲中国历史。中华上下五千年，波澜壮阔，我按时间线，从三皇五帝讲起，如今已推进至隋末唐初。这恰好是儿子最着迷的时段之一，另外两个则是楚汉争霸与汉末三国。似乎男孩子天生就对群雄逐鹿的英雄时代情有独钟。

给儿子讲历史故事的初衷，是激发他对历史的兴趣，因此我并未拘泥于正史，而是有意融入了不少小说和民间传说的情节，比如《隋唐演义》。讲到隋唐更替这一段时，我自己也不免感慨万千：一方面是因为瓦岗寨群雄散尽的凄凉，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张力，恰好映照出我在该如何评价“道德”与“成功”这一问题上的纠结。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在隋末乱世中，论个人能力与领袖气质，瓦岗寨之主李密无疑是佼佼者。史学界普遍认为，若李密能问鼎天下，其治国理政的能力未必逊色于后来开创盛唐的李渊。若我们试着以世俗的道德标尺去衡量隋末群雄：窦建德宽厚仁爱，深得民心，或许最接近“高尚”二字；李密虽有野心但底线尚存，次之；李渊老谋深算，再次；而王世充奸诈诡谲，恐怕最为不堪。

然而，历史并未按照道德排行榜来分配胜利。结局我们都知道：性格最为复杂深沉的李渊，斩杀了其他三人，一统江山。

何止隋唐，纵观历代开国君主，真正意义上“品德高尚”者寥寥无几。即便是刘秀、赵匡胤这般有着相对温和光环的帝王，细究之下也难称完美。刘秀对杀兄仇人的曲意逢迎，赵匡胤“陈桥兵变”欺负孤儿寡母，皆是无法抹去的污点。

这不禁让我陷入沉思：或许在权力的游戏中，传统道德与世俗成功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冲突？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学会如何不做一个好人，并根据需要使用或不使用这一手。”

权力，是人类最稀缺的资源。在通往至高权位的独木桥上，那些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往往最早出局。

这种历史观的冲击，直接映射到了我的育儿焦虑上。

如果我要求儿子严格遵循诚实、正直的道德准则，是否反而会让他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当他为求自保撒了一个小谎，我究竟该严厉批评，让他形成“绝不说谎”的条件反射；还是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在这个复杂而现实的成人世界里，不懂得“适度变通”的人，往往举步维艰。

小说与正史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胜利之后，所有的阴暗与卑鄙都会被隐藏。我们只能从对失败者的批判中，隐约窥见权力斗争残酷的真相。我们不妨看看《隋唐演义》是如何改编历史的，这其中也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取舍。

小说最大的改编，在于对李唐政权的极力美化和对李密的刻意丑化。在正史中，李密出身关陇贵族（四世三公），文韬武略冠绝一时。然而，不同于李渊、窦建德、王世充这些拥兵自重的隋朝旧部，李密因受杨玄感叛乱牵连，只剩了孤身一人。是在的亡命天涯后，从废墟中重建了势力，最终成为十八路反王的盟主。

但在小说里，李密的文韬被安在了徐茂公（李勣）身上，武略分给了秦琼，领袖魅力让给了程咬金，而他自己则被塑造成了一个心胸狭隘、好色无能的反派。这种“移花接木”，只是因为他最终站在了胜利者李渊的对立面。李密在小说中越是不堪，唐朝取而代之才能显得越发顺应天命。

其实在历史上，李密的主要对手是隋军和宇文化及，并未与李渊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最后甚至主动投奔了李渊。关于李密之死，小说安排他死于王世充之手，而史实是李密不甘居于李渊之下，企图东山再起，最终被唐将盛彦师伏击斩杀。

古典小说往往“重义轻情”，但这种“义”经得起推敲吗？《隋唐演义》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双标”：王世充杀王伯当，瓦岗兄弟群情激愤；而李世民杀单雄信，大家坦然接受。

事实上，隋末乱世，真正能称得上“义”的凤毛麟角，哪位英雄没换过几次老板呢？正史中，王伯当算一个吧，他明知李密必败，依然选择“士为知己者死”，随旧主赴难，这是愚忠，也是真义。

而另一个值得玩味的人是徐茂公（李勣）。李密死后，众将纷纷与旧主划清界限，向新主李渊表忠心。唯有徐茂公，向李渊请求收敛李密与王伯当的尸体，予以厚葬。这一举动看似是“义”，实则也是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徐茂公深知李渊想展现“宽仁”的姿态，他的请求既全了兄弟情义，又给了李渊收买人心的台阶。徐茂公在情义与利益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这也解释了为何他能成为唐朝政坛的常青树。

为什么我们依然要选择高尚？

历史确实告诉我们要“审时度势”，成功者往往不拘小节。但我依然还是要教孩子品德高尚，不是为了让他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权位”，而是为了让他拥有内心的安宁与尊严。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李渊赢得了天下，但王伯当赢得了千古的赞叹；徐茂公赢得了富贵，但他对故主的最后一拜，才构成了他人格中最闪光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