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命运的高考

这个月是中国高考的月份。高考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很多年没有关注过了。尽管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高考极其重要，堪称决定命运的时刻。时过境迁，如今的高考，其意义或许已难与当年同日而语。不过，随着儿子年龄渐长，我又开始重新关注起高考。我同龄人中，很多人的孩子已经进入大学了，我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儿子的未来。

我这个年纪回顾高考，肯定不会再考虑题目或者分数之类的具体内容了，想的更多的是它对个人的深远影响。

如果将社会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级，那便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血缘。我不否认确实有人白手起家进入上流社会，也有钟鸣鼎食之家走向没落，但这样的比例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阶级在出生时就已经基本确定。

无产阶级内部若再细分，可将其中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归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衣食无忧，还能经常休假、购买奢侈品，甚至培养一些既烧钱又耗时的兴趣爱好，如摄影、旅游等。他们的生活质量其实相当不错。但本质上，他们与低收入者同属无产阶级，彼此间并无太深的护城河。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转换相当频繁：中产向上发展极难，向下跌落却很容易。这或许就是“中产焦虑”的本质所在。

我个人认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掌握“规则制定权”。当然，有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层级也千差万别。位高权重者，如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其决策足以影响亿万民众的生活轨迹；权力范围稍小者，如大型企业高管，其管理决策亦能左右成千上万员工的工作模式与生计。有产阶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调整政策、塑造制度环境，为其后代继承权力和资源铺平道路，从而将优势固化在家族或特定小团体内部。

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的最主要区别体现在选择权的多少上。中产阶级虽然无法改变社会，但通常拥有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职业方向，有机会跳槽至薪酬更高的企业，有能力选择在更宜居的城市生活，甚至部分人能够选择在不同国家寻求发展。而底层民众，其生活目标往往聚焦于“生存”本身，大多数人难以进行长远规划和多元选择，更多的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前行。然而，中产阶级的选择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优渥的生活，却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中产父母可以竭力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比如选择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购买优质学区房，但这仅仅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子女未来能否维系甚至提升现有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其自身的努力和机遇。

回溯历史，在我老爸上大学的年代，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仅有寥寥数万人。等到我上大学的年代，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已增至数十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然是凤毛麟角。那时候，进入一所正经大学，几乎等同于预订了一份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从而稳稳迈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当时，区分中产与下层，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就是这一纸文凭。穷人家的孩子若能高考成功，便可一跃成为中产精英；而中产家庭的子女若在高考中失利，一旦失去父母的荫庇，则可能有跌落至社会底层的风险。

我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生规划，也完全意识不到高考对于改变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如果当时能有现在的认知水平，我的学习态度肯定会大不相同。当然，现在高考的意义可能又有所不同了。如今年轻人口数量锐减，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却已超过千万。社会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中产职位，仅凭大学文凭已无法保证一个人能够进入中产阶级。年轻人想找一份好工作，越来越依赖大学之外的资源，比如父母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等。

在探讨阶层与资源分配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点：判定一个家庭是否属于有产阶级，核心在于其对财产的实际可支配性。现代社会的一大发明是将资源的所有权、分配权与使用权剥离开来。例如，某些制度设计中，土地等生产资料名义上归“人民”或“集体”所有，但其分配权与使用权却高度集中在少数特定人群手中。此时，“所有权”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一纸空文。同理，一些身处关键岗位的小领导，虽然理论上仅拥有政策的执行权，但由于享有高度灵活的自主裁量权和对规则的解释权，因此实际上也拥有了部分规则制定权，也应视为有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