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

今天终于听完了全套的《易中天品三国》。这是我最喜欢的《百家讲坛》专题之一，听后感触良多。让我对历史、人物和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刻，也让我重新审视了以往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喜欢《易中天品三国》的原因之一，是我非常欣赏易中天先生提出的科学历史观：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尽量避免道德评判，而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换句话说，研究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用善恶二元对历史人物进行定性。

易中天先生强调：一个人的历史功过，不能简单归结于其道德品质的高低，更应关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对其行为的影响。这种视角，不仅开阔了我对历史的认知，也让我反思了以往那种非黑即白、充满道德滤镜的历史观。

从小到大，我受的教育主要是用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物和事件：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小时候看的故事、电影总是重复着同一种套路：

• 好人从内到外都美得像一朵花，正直无私、光芒四射；
• 坏人不仅长相尖酸刻薄，行为更是下作无耻，仿佛注定要遗臭万年。

比如，我小时候心目中的头号“坏蛋”就是蒋介石。我曾天真地以为，中国所有的苦难都是他一人造成的，每次提起他都恨得牙根痒痒。当我读到西安事变中“好人们”抓住蒋介石却又把他放掉的情节时，我简直懊恼得要吐血 - “怎么能这样？如果当时杀了蒋介石，不是早十三年就解放了吗？”那时的我，对这种“坏人做坏事”的简单逻辑深信不疑。

回想起来，幼年的自己的确单纯，容易被这种二元叙事所影响。但为什么很多成年人也喜欢用道德来解读历史呢？这是因为这种观点确实有其利用价值。

首先，它的确符合某些特例，比如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能找到几个坚贞不屈、不随波逐流的人物。后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加以点缀，就能塑造出完美无瑕的“君子”形象。而他们的行为，如果只从道德高尚的角度解读，显然会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

其次，它便于为重大失误找到替罪羊。道德评价往往可以成为一种简化复杂问题的工具。例如：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日本人？不是因为战略失误、国力悬殊，而是因为“汉奸太多”。而汉奸的背叛被简单归因于其“道德败坏”，于是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逻辑：他们是汉奸，所以道德差；道德差的人自然成了汉奸。同样，官员的贪污受贿也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人品问题”，而非复杂的社会和制度性因素。

我的观察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始终高尚的人的确是存在的，但他们实在太少，几乎可以算作特例。更重要的是，道德是一个极其主观且难以衡量的标准。真善与伪善之间的界限往往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揭晓，而到那时，可能已经为时太晚，损失无法挽回。

绝对高尚和绝对卑鄙的人都是极其罕见的。这两种人格，如果剔除情感因素来看，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偏执”特质。社会的运行，不能指望极端的好人或坏人产生根本性作用；更可靠的选择，是设计一套合理的社会制度，使任何人都不敢轻易作恶。

人性中固然有善的一面，但恶的一面同样不可忽视。一旦环境适合，恶就会滋生并膨胀。任何一个普通人，在特定环境下，都可能被内心的阴暗面所驱使，成为“汉奸”“贪官”这样的反面角色。

唯一能抑制这种情况发生的，就是一个合理、公正的社会制度。只有制度，才能让那些有能力作恶的人受到约束。

一个倾向于培养奴才的国家，每个被培养出来的“优秀奴才”，其实也都是潜在的汉奸候选人。他们的服从和压抑，使得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可能迅速倒戈。反之，一个国家，如果公民能每天理直气壮地对政府提出抗议、表达不满，这种公民也就更不容易屈服于外来的压迫或统治。

曾经，我在网上看到一则讨论某贪官被抓的帖子。大部分回帖都在声讨，但其中有一个帖子显得与众不同——它为贪官辩解，说道：“你们凭什么骂啊？换了你们当官，说不定更贪呢！”

这个反问让我陷入了思考：如果换作是我当官，我会一心造福百姓，还是只顾着自己捞钱？

我的答案是：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和监督机制。

• 如果我的官位是由上司决定的，那我自然会尽力讨好上司，按照他的意图行事，甚至可能为了稳固关系而“见风使舵”。
• 如果我的官位需要选民投票，那我自然会尽力讨好选民。当然，这个难度可就大多了，毕竟，讨好一大群人比只取悦一个人要困难得多。
• 如果监督我的人只有上司，那么贪污对我来说几乎毫无制约 - 只需分一大部分利益给上司，自己留个小头即可。
• 如果监督来自多方面，比如新闻媒体的曝光、人民群众的监督，那么再想贪污就会非常困难。估计也就只能老老实实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