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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赦免自己儿子

· 阅读需 7 分钟

前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拜登赦免了自己的儿子,这么明显的制度漏洞,为什么没有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三权分立失效了吗?”

我也兴冲冲地讨论了几句,结果不幸被封号。我在国内网站发帖一向谨慎,尽量不参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平时只是讨论技术或是讨论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一零年之前,我还没出国的时候,都不需要这么小心翼翼。)。这次也一样,为了避免误会,我还特别说明了,所有评论只针对美国,但仍然被封号。申诉后,得到的回复让我想起了那个经典的笑话:“你少来这套,我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了,你批评的谁我能看不出来?”

这是我对几个问题的个人看法,好不容易写了一大篇,不想它丢了,所以重新整理备份在这:

1. 为什么拜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其实,拜登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他是依法赦免了自己的儿子。这条法律可能存在漏洞,也可能不够合理,但在美国,所有人,包括总统,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否则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什么才叫“凌驾于法律之上”?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总统没有赦免权,但总统依然让法官判自己儿子无罪; 或者总统操纵国会修宪,赋予自己本来没有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凌驾于法律之上”。
拜登的行为完美诠释了:“总统是靠不住的”。总统既然也是人,就无法摆脱人性的弱点:一旦获得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滥用。因此,好的制度的核心在于限制权力,确保所有权力都能受到有效的制衡与监督。
“三权分立”正是为此而设计。试想,如果总统能随意罢免法官和议员,那么他必然会进一步影响法律的制定与裁决,进而凌驾于法律之上。

2. 总统能否赦免自己?
这一点在美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存在争议。历史上,尼克松和克林顿在危机时都曾考虑过赦免自己,但最终选择放弃,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宪法某些条款间接规定了:总统无权对自己行使赦免权。
我个人也倾向于认为,总统不能赦免自己。但最终,这一问题只有在得到法官的裁决后才能尘埃落定。

3. 为什么其他两权未能制约总统?
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目标是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如种族屠杀、大清洗、饿死三千万等,但它并不能杜绝所有错误。
权力制衡的关键在于“均衡”。总统的赦免权虽然存在争议,但其实这只是诸多漏洞之一。如果要求总统完全不会犯错,那必然意味着另外两权过大,造成新的问题。例如,韩国的司法权相对较强,可以保证把每任总统都送进监狱,但它也仍然没能彻底杜绝总统滥用权力。 假如总统真的老老实实服服贴贴了,那只能说明检察官失去了制约,成为了事实上的独裁者。
司法权本身也并非完美,法律有时会出错。总统的赦免权,正是对司法权的一种制约:如果司法失衡,总统的赦免权有时能起到“纠偏”作用。历史上,林肯在南北战争后赦免了所有南方叛军,避免了大规模的司法惩罚,拯救了无数生命。
因此,权力之间的制约,不能一味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是要在不失衡的前提下防止最坏的情况。

4. 能否立法限制总统赦免直系亲属?
我个人非常赞同增加类似的限制。但这并非易事,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比如: 如何界定“亲属”范围? 如果禁止赦免亲属,是否也要禁止赦免“朋友”?那什么又算是朋友?极端情况下,比如内战爆发,总统的儿子作为叛军,是否可以被赦免?如果不能,而其他叛军都被赦免,唯独总统的儿子被判刑,这是否公平?
这些问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

美国的制度一点都不完美,但它赋予了我批评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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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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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州在大选的同时,也对几项议题进行了公投。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关于高中毕业是否必须通过州里的联考的议题。美国学校的考试本就不多,每年最重要的考试可能就是州里的联考了。初中阶段的考试内容仅有数学和语文,高中会再增加一些学科。公投结果不出所料,取消了联考作为毕业标准,也就是说,以后高中不再以学业成绩作为毕业标准了,即使考零分也可以拿到毕业证。

我小时候恨死了考试,因为学习不好,每次考完试都会被爹妈收拾。时间一长,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遇到考试就祈祷学校能发生火灾,把考卷都烧了。可惜,我从来也没如愿过。当时觉得学习可真难啊,全都是不知所谓的课文和莫名其妙的公式。

等离开学校走入社会才发现,学习和考试居然是能够改变人生的最可靠、最简单的途径。因为考试是一个客观的、量化的评价体系。你多付出几份努力,就能多得几分。相对来说,我们自己对于最终结果有更大的掌控权。而底层穷人能真正掌控事情太少太少了。

就好比中国的高考,虽然很多人诟病,认为只是培养了小镇做题家。但是不可否认,它确实曾经让无数的农民子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从而实现了阶级跃迁。假如没有考试,进入高校的壁垒不会消失,只会换一种形式。比如,艺术修养如何、参加了什么运动队、是否游历过海外、有没有社会实践、有没有领导推荐等等。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些用金钱、人脉、权力堆砌的壁垒才是真的高不可攀的,一旦生在穷困家庭,这辈子就别想再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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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学校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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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注了今年的高考,我也比较了当前国内受欢迎的大学和专业与我当年的情况。令我惊讶的是,不同专业的受欢迎程度变化巨大。这可能主要归因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热门行业的不断更迭,进而影响了学生们的选择取向。

回想我当年考大学时,学校是老爸给选的,而专业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完全根据个人兴趣选择的专业,并未考虑市场需求。我的第一志愿是建筑学,因为我当时热衷于绘图和建筑设计。当学校录取分数线公布后,我发现自己高出几十分,以为稳操胜券了,于是开始利用暑假苦练素描等基本功。然而,发榜时却发现我未被第一志愿录取。后来才知道,建筑学是我们学校当时最受欢迎的专业,没有之一。只有考到前一两名的同学才有把握被录取。建筑师梦想破灭后,我只好转向去做码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几年由于房地产业低迷,建筑学竟成了我们学校的垫底专业。录取的多是其他专业落榜后被调剂来的学生。当年一些极其热门的专业,如金融等,的热度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业的受欢迎度大大提升,比如计算机、软件等。

相较于专业热度的剧烈波动,学校的热度变化却相对稳定,毕竟,在大学中先发优势是很明显的。从这点来说,如果能去名牌大学,选学校比选专业对将来发展的潜在影响可能更大。当然,这仅限于牌子最响亮的那几所学校,其它的学校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学校的起伏,需要在几十年的尺度上来观察。对学校热度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其所在城市的发展状况。总体而言,如果所在城市蒸蒸日上,学校也会跟着进步;反之,学校也会随城市衰退。在我上中学的年代,多数人会觉得南开、天大与复旦、上交完全是同一档次,因为当时天津是全国排名第三的城市,与上海差距不大。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天津虽有直辖市之名,但吸引力恐怕不及南京、杭州等城市。因此,南开、天大也失去了往日光环。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兰州大学的衰落。反过来,深圳、苏州等城市本来是没有太好的学校的,因为经济发达,不但促进了原有的大学的快速进步,还可以把其它一些顶尖学校吸引过来。

另一个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国家政策。这些年来,国家实施了985、211、双一流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决定了学校能获得多少政府支持,也影响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因为许多企业或政府部门在招聘时都会设置 985、211 等学历门槛。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学校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一些原本差距不大的学校,因未能进入 985 或 211 行列,逐渐与入围学校拉开了差距。

可以预见,这种趋势在未来还会继续。虽然难以预料国家是否会推出新的教育工程,但城市的发展态势相对易于估计,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将会越来越好。这一切最好的度量说,说的庸俗一点是“钱”;说文雅点,在众多指标中,对学校未来发展影响最大,又容易量化的指标是学校的年度预算和人均预算。毕竟,国家支持也好,地方支持也好,最终都是落实在资金上。我找到了一张今年各高校预算的表格,预算每年都会调整,需要每年参考新的数据。那些长期资金充足的学校必然会越来越好;反之,资金匮乏的学校则可能逐渐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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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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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一些城市已开始试运行自动驾驶出租车。尽管目前的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司机,但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确。可以预见,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人类司机将会面临大规模失业的风险。AI 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可是那些失去工作的司机们能够顺利切换到新的岗位上吗?

之前,人们最担心的还只有大语言模型可能会替代的工作岗位。才过了一年,关注点又增加了驾驶相关的工作。事实上,如果将这一趋势稍加推广,我们会发现操作大多数类型的机器所需的技能与驾驶汽车相差无几。如果人工智能能够驾驶汽车,那么它也有可能操作其他机器。

这一轮AI技术革命势必会波及众多行业,包括但不限于:教师、秘书、翻译、画师、医生、律师、各类驾驶员......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常常被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所吸引。有些历史事件似乎印证了“天命所归”的说法,比如汉光武帝刘秀遇到的流星,或是明成祖朱棣遇到的风沙。这种现象在当代也有体现,例如最近懂王遇刺事件引发的讨论。

而普通百姓在历史叙事中往往被忽视。但实际上,每一次社会进步都以大量底层群体被淘汰为代价的。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的进步永远落后于生产力的进步。技术革新往往使少数人更容易集中财富,反而导致多数人更加贫困,甚至更为悲惨的结局。

从学校教育开始,我们就反复学习马克思的理论。我认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尤其是他的核心主张: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我赞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对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持保留态度。马克思高估了无产阶级,或者说高估了人性。历史表明,还没有哪个无产阶级政权在取得绝对权力后不背叛无产阶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起义并无本质区别。

我支持受压迫者进行反抗,但如何确保反抗成功后,被压迫者不会成为新的压迫者?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相比马克思,我更钦佩那些有能力却愿意分权的统治者,以及那些愿意回馈社会的富豪。他们的行为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技术进步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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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命运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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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是中国高考的月份。高考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很多年没有关心了,尽管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高考极其重要,堪称决定命运的时刻。现在的高考,其意义可能已经无法与当年相比。不过随着儿子年龄渐长,我又开始关注起高考。我同龄人中很多人的孩子都已经进入大学了,我也不得不思考儿子的未来。

如果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那便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血缘。我不否认确实有人白手起家进入上流社会,也有上层家庭家道中落,但这样的比例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阶级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无产阶级若再细分,可将其中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归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衣食无忧,还能经常休假、购买奢侈品,甚至培养一些既烧钱又耗时的兴趣爱好,如摄影、旅游等。他们的生活质量其实相当不错。但本质上,他们与低收入者同属无产阶级,彼此间并无太深的护城河。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转换相当频繁。中产向上发展极难,向下跌落却很容易,这可能就是”中产焦虑”的本质所在吧。

在我老爸上大学的年代,每年大学毕业生仅有几万人。等到我上大学的年代,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也不过数十万,与国家人口相比仍然是个相当小的数字。那时候,进入一所正经大学,基本可以保证毕业后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跨入中产阶级行列。当时,区分中产与下层,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就是这一纸文凭。穷人孩子,一旦高考成功,即可跻身中产;中产子弟,如果高考失败,再失去父母的支持则会跌落下层。

我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生规划,也完全意识不到高考对于改变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如果当时能有现在的认知水平,我的学习态度肯定会大不相同。当然,现在高考的意义可能又有所不同了。如今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巨减,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却已是超千万的量级。社会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的中产职位,仅凭大学文凭已无法保证一个人进入中产阶级了。年轻人想找个好工作,越来越依赖大学之外的资源,比如父母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等。

备注:划定有产与无产,要以一个家庭的实际可支配的财产为准,而非名义上的所有权。比如,有的地方号称人民拥有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但实际上无一处土地供人民自由使用;声称领袖没有任何私产,却可任意操控国家的所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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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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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出来之后,就不得不考虑一下程序员的未来前景了。我自己已经老了,是不可能转行了,主要是考虑儿子的将来学什么专业。

回看编程语言的历史,无疑是朝着方便人类使用的方向发展的。从最开始的纸带打孔,到汇编语言,再到高级语言,越来越“容易”了。即便是高级语言,这些年流行的 Python 也比二十年前流行的 C++ 要容易使用太多了。在不远的将来,在大多数领域,人们可能不再需要编程了。有什么要求,直接用人话告诉计算机即可。

通向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在于让计算机完全理解自然语言。最近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已经扫清了这一障碍。淘汰编程语言指日可待了。当然,程序员这个行业不会完全消失。仍然会有少量的底层开发岗位需要职业程序员。考虑到需求量的降低,而这些年又培养了大量的软件专业人才,到时候恐怕程序员会非常难找工作。

其实,就算人工智能发展的没这么快,我可能也不会建议儿子将来选择计算机软件作为专业方向。必须承认,过去二十年,软件工程师一直是收入比较高的行业,我也沾了光。但我觉得这种高收入并不能长时间维系,之前的高收入纯粹是由于各个行业都需要信息化,程序员需求量巨大,而培养程序员的速度暂时落后与需求。最近这几年,软件人才的培养速度飞快增长,很快就要把需求缺口填满了。将来这个行业的收入将不会与其它工程师有太大差别了。

除了收入还可以之外,软件工程师还真不是个特别好的行业。它有两点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首先,软件工程师通常不会直接与终端客户有交流沟通。大多数程序员平时都只会与其它工程师、项目经理等团队成员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水平如何,客户无从得知。换句话说,软件工程师的水平高低不是那么直观的,很多时候,他们的业绩好坏,全在于领导的印象。像医生,健身教练等,都是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如果他们的水平真的非常高,服务特别好,那么是可以在跳槽或自己创业的时候带走客户的。但程序员就别想了,程序员技术再好也很难创业成功,倒是销售人员更容易创业成功。

其次,软件行业经验贬值的太快了。很多技术活是可以做一辈子的,比如财会、机械设计之类的。但在软件领域,那些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专研的技术,几年之后很可能就都变得一钱不值了。同时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我就时时刻刻都担心自己被淘汰,总是精神紧张。当然了,乐观的人也可以把这视为一种行业门槛:只有能够终身学习的人,才适合做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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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会有意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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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虽然我知道,如果宣称人工智能就快有意识了,会更吸引人,但我的确觉得目前的人工智能与“意识”之间还是隔着天差地别,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见不到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的。

实际上,现在讨论人工智能与意识,很容易就脱离技术问题,去争论“意识”本身了,毕竟,人类对于什么是“意识”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有些哲学流派认为意识与人体是一元的,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只有人才有意识,没有人就没有意识。按照这一派的观点,除了人之外,其它的任何机器,动物,甚至智能超越人类的外星生物都没有所谓的“意识”。当然,也有其它流派不这么认为的。功能派就认为,意识相当于软件,与具体承载它的硬件无关。简单来说,如果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就可以认为机器具有与人类相同的意识了。

即便采用功能派的观点吧,目前的人工智能算法也还无法做出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的确,如果限定提问问题的范围,人工智能很可能比真人回答的还要好。这就好比,如果限定问题只是数学计算,那么计算器都可以比人类回答的更快更准。目前,最接近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算法(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在拟合人类之前产生的文字。它极其善于整理已有的文本内容,如果问它一些高度依赖语言条文的问题,比如法律问题,它可以做到比人类回答的更好。但是,如果不限定问题范围,询问它一些依赖创造性的问题,它就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了。

人工智能算法也不是一点创造力都没有。算法中可以加入一些随机数,算法本身也可以把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内容摆放在一起。这种内容的随机重排布也算是创新吧,不过人工智能自己是不能理解这些“创新”的,它无法判断自己的创新到底好不好,最终还是要交给人类来判断。

人脑也是神经元构成的,人工智能模型也由“神经元”构成的,当机器有了与人脑数量相当的神经元,是不是就会产生类似意识之类的东西了呢?这可未必。首先,人工智能中的“神经网络”只是借用了人脑中的神经系统的一些名词,它们之间并不是等效的。比如最基本的,人脑的神经网络是动态的,神经元之间可以新建连接,也可以断掉已有的连接;当前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是静态的,训练之前就固定下来了。实际上,我们对人脑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人是如何学习的。人脑有神经元,也不能证明人的“意识”就只有神经元参与,有些学者就认为量子效应也参与了人的思维活动。人类发现量子效应也还不到一百年,也许还有很多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理规律也参与了思维活动。总之,我对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非常欣喜,但对于它发展出与人类相似的智能能力却没有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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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官员的晋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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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一直给儿子讲中国历史当做睡前故事。最近讲到明末,又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明朝灭亡的原因太多了,它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等全都腐朽不堪。其中一些弊病,在现今的公司企业中依然非常常见,比如明朝官员的晋升标准跟现在公司的晋升标准也很有类比性:

大明的开国时期就好比是公司的创业期,这时候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是战功,英语叫 Impact。消灭了多少敌人,抢了多少战利品,圈了多少土地,都是容易量化的指标。所以这时候的升迁标准还是比较客观透明的,员工们的积极性也最高。

等明朝坐稳了江山,就好像一个公司已经占满了市场份额,很难再有攻城略地的机会了。再要建功立业,只能自己创造伪需求,比如养寇自重。公司也是一样,很多客户反馈的问题,改几行代码就能修好的,但会干活的领导是不会直接解决问题的,今天研究研究这里吹一吹;明天那里吹一吹,都是 Impact。当所有主要的量化指标都无法再提高,功劳大小就完全靠领导的主观判断。员工最重要的能力也不再是干活,而是吹牛,能吹到领导信服的就是业绩。甚至可以更直接一点:拍领导马屁。明朝吹牛的主要形式是写文章,青词宰相严嵩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现代企业不流行写文章了,更看重把 PPT 讲好。其实这时期也还好,能吹的不见得就不能干,吹牛上位的人中也会出现个把带领国家中兴的牛人。

等大明王朝再进一步发展,所有重要的位置都已经被那些善于吹牛的人占据了,下面的人再想只靠吹牛拍马晋升都没门了。唯一出路是把别人搞掉,这之后,大家拼的就是给别人挑刺的能力了。于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凡是想真正做事的人都会被对手揪住小辫子干掉。再也不会出现力挽狂澜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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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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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二世而亡的时候,大家就意识到了,始皇帝这套制度不那么灵验。本来计划是千秋万代的,结果却是断子绝孙。但是,之后的两千年里,各朝各代的君王们还是不由自主的采用了秦制。这在中国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之前,也还可以理解:秦制就算不好,也没见过更好的制度啊。没办法,只能拿它来修修补补继续用吧。修补妥当,可以有两百来年国运;修补不好,可能比秦朝还短。

两百年前,中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的存在,甚至还有更好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之后的领袖们依然还是摆脱不了秦始皇的魔咒,处心积虑就是想登基。有人在野的时候,说起民主自由来,比唱的还好听。一旦掌权,焚书坑儒、专制独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禁想起了宋美龄评价政敌的一句话:“他们还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这么看起来,权力和毒品倒是挺像的,即便是原本有美好理想和追求的青年,一旦尝过了无上的权利,这世间其它的一切都立刻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唯一能安抚内心躁动的,就只有更大剂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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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枪还是拥枪的一些想法

· 阅读需 17 分钟

最近的校园枪击事件再次引发了关于是否应该禁枪的广泛讨论。作为一个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的人,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对于“安全”这一话题的感受。

首先,我要特别强调,这篇文章只侧重讨论枪支问题,但中美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是否持枪的区别。其它更重要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讨论。

拥枪与禁枪之间的差异,远不止是少了几起枪击案件那么简单,关于枪杀案件与其他犯罪案件的发生率,也仅仅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一个侧面。无论是拥枪还是禁枪,都有其代价;有些代价显而易见,比如拥枪会导致更多的死亡事件;有些代价则较为隐晦,比如禁枪可能会剥夺人们的自我防卫能力。当一个人感到非常安全时,往往会认为武器是多余的,然而,他可能根本意识不到,他的安全感正是因为其他人拥有武器,使得潜在的威胁被遏制。

同学的故事

我第一次听说和枪支有关的案件,是我三位高中同学的所作所为。我的家乡素以民风彪悍著称,学校里打架和动刀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枪支并非是普通学生能轻易获得的物品。校长在那几位同学案发后,向全校师生通报了他们的罪行。我的震惊程度令我对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起因是,这三位同学有一次一起聊天时,都说到上学没有什么意义,不如早早去混社会,以抢劫为生。并且,说干就干。其中一位同学的父亲是警察,于是他偷了父亲的枪作为作案工具。他们的第一个抢劫目标,竟然是这位同学父亲的上司——当地警局的局长。之所以选定局长,是因为他家境富裕,而且看似并不难对付。他们的计划是由那位父亲是警察的同学诱骗局长开门,然后用枪威胁,抢走所有现金。然而,他们低估了局长的反抗能力和决心。类似的熟人入室的抢劫案件,通常不会留下活口。局长是警察出身,对着一套太熟了,尤其是他也拥有武器,于是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击。那三位同学根本不是局长的对手,甚至连局长的衣角都没碰到,自己便被打伤了。等他们逃出现场时,发现其中一位同学已经中了枪,伤势严重。他们只得硬着头皮去医院,然后被守株待兔的警察一锅端。

入室盗贼

虽然中国是禁枪的国家,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一丝安全感。我的家乡,抢劫简直是家常便饭,许多亲戚都曾经历过类似的事件。被刀抵住喉咙的感觉与被枪指着的感受,并没有什么区别。记得我家第一次遭遇盗窃时,我还在上小学。那天我最早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已被洗劫一空。后来才发现,小偷把一把斧头放在门口,以防房主突然回来。幸好没有家人回来的太早。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盗窃未遂事件发生在我工作后。当时,我已经定居在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但每家每户都装的跟鸽笼子一样。我住在四楼,想着这个高度应该足够安全了,便没有安装防盗窗。

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晚上九点左右,(上海晚上9点正是热闹的时候),我和老婆正在客厅里看电视,隐隐约约听见饭厅那边有点动静。饭厅的窗帘是拉上的,看不到窗外。四楼的高度让我根本没有考虑过外面可能有人。谁知道,当我循着声音拉开窗帘,赫然发现一个黑影正站在窗外的空调挂机上,试图撬开我家的窗户。(这是我当时记录的 blog

幸好发现及时,贼还没进来。立刻拨打报警电话,但警察赶到时,那个贼已经逃走了,没抓到。此事让我深刻反思了如何保障自身安全。晚上九点,那正是大多数人都在家而又没睡觉的时间,更何况我家里还开着灯,看来那贼并不仅仅只是想偷窃,而是已经为入室抢劫做了准备。我家附近那段时间曾发生过几起入室抢劫并伴有杀人灭口的案件,回想起来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武器是防卫的关键

假设我和劫匪都没有武器,那么我百分之百会被劫匪制服。劫匪能在四楼外的窗台间来回跳跃,可见其身手矫健;而我,一个程序员,主要的体力活动就是敲键盘,根本没有与他肉搏的能力。

事实上,劫匪手中是有武器的,至少我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根一米来长的铁撬棍。尽管我也有机会拿起家中最致命的武器——一把菜刀,但菜刀的杀伤力实在有限。我一刀砍向劫匪,若他用胳膊挡住,也许连外套都不一定能被切穿。而铁撬棍则不同,一棒挥来,如果我躲闪不及,当场就会重伤。我家的菜刀恐怕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倘若我能有一件比较趁手的冷兵器,比如一把军刺,虽然依旧无法单独击败劫匪,但至少我有了反击的资本。我只要自己不怂,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就有很大的概率可以重伤匪徒了。考虑到我毕竟过专业训练,我认为我有 10% 的机会能对劫匪造成致命伤。

更进一步地假设,如果我有枪。如果我都能有枪,匪徒很可能也有枪。就算匪徒是有备而来,但我占尽地利,可以躲在有利位置打黑枪。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有机会在不受伤的前提下击毙劫匪。保守估计,劫匪有 60% 的可能性会击毙我,而我则有 40% 的机会可以击毙劫匪。尽管还是劫匪的胜算较大,但他还会不会为了抢些钱,而冒着 40% 被击毙的风险轻率地作案呢?

事实上,普通人遭遇入室抢劫等恶性犯罪的概率并不高。相反,被政府欺压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尤其是当人民缺乏反抗能力的时候(当然,也有少数人可能借此机会去加入政府,欺压他人)。劫匪可能会抢走你的财物,而政府可以明目张胆剥夺你的房产。最严重的黑帮犯罪,可能一次性杀害几十上百人;而政府却可以一纸命令,就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枪毙七十万“坏分子”或者饿死几千万农民。

枪能对抗政府吗?

移居美国不久,我就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新闻。事件大致是:政府看中了内华达州的一块地,打算在那建造一座太阳能电厂。征地时遇到了麻烦,一户农场主拒绝出售土地。政府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查到了这家农场所在地也是某个濒危动物的栖息地,于是判处农场非法放牧,要没收农场的几百头牛。农场主一家不服,愤而亮枪,阻拦前来执法的警察。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听闻此事纷纷前来支持农场主,当然是带着各式枪支的。最终警察无可奈何,只得撤退,拆迁的事不了了之。

经常有人问,人民有枪就能反抗政府了吗?政府有飞机、有坦克。对此,我的回答是:即使我手中只有一把枪,我也未必能打败劫匪,但我极大增加了他们作案的成本,从而迫使他们放弃犯罪的念头。歹徒抢劫要考虑成本,政府的“抢劫”同样需要考虑成本。警察去拆迁跟上战场杀敌显然不会是同样的心态。战场杀敌,死了也落个好名声,光宗耀祖;在老百姓家里被打死了,能落个什么?政府打手就是这样,对于软蛋,他们可以任意欺负;遇到硬茬,立马就怂。所以,绝对不是必须有压倒性武器才能致胜。作为防守方,只要你的武器能够给对方增加足够的成本,超过对方潜在的利益,对方就不会进攻了。

求人不如求己

退一步说吧,假设政府永远是好的,从来不与民争利,反而主观上愿意保护人民的安全。同时,保障市民的安全与财产是警察的使命。虽然这听起来很崇高,但对于大多数警察来说,这不过是一份工作罢了。我不否认,有些警察不惧危险,冒死保护市民,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宣传。但之所以宣传他们,正因为他们是典型,而非普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指望警察为我们的利益冒生命危险,恐怕是一种奢望。倘若我们自己都不愿为自己的利益拼搏,又如何能指望别人为我们奋不顾身?

拥枪本身,正是尚武精神与反抗精神的体现。那些主张拥枪的人,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争取安全和利益,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主张禁枪的人,则是打算将自己的安全与利益托付给政府,交给一些陌生人。回望中国历史,在许多时期,不要说枪支,就连菜刀都是被限制的。结果,百姓并未因此过上更加安全的生活。反而每每有外敌入侵,就只有任人宰割的命运。我常常想,如果当年中国人人拥枪,抗日战争还会打那么多年吗?

代价

这世界上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是否允许人民合法持枪都有高昂的代价,但这两种选择的代价却显现除了巨大的差异。

首先,允许人民合法持枪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在历次枪击案中受害的无辜平民。但禁枪的代价则更加隐蔽,且难以察觉。有多少潜在的犯罪者,因为担心对方手中有枪,而放弃作案?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个答案,因为犯罪没有发生。如果几百万的犹太人,人人有枪,还会被送进毒气室吗?我也不知道,因为历史不能假设。

其次,差异也体现在代价由谁来承担。禁枪的代价主要由人民承担,禁枪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反抗。政府的管理成本却可以因此大大降低,甚至可以更随心所欲。反观拥枪,虽然枪案的受害者付出了直接代价,但政府也不得不承担部分责任,每一次枪案的发生,都意味着政府会面临质询和责任。

因此,政府倾向于禁枪是非常自然的。美国至今尚未禁枪,已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未来对于枪支的管控势必会日益严格。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民间持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威慑了犯罪分子,减少了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有些自卫的数据是有据可查的。我看的数据,其中一份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994年整理的“用枪自卫的统计数据”,它是守法公民使用枪支后,在警察局留下的记录。记录显示,美国每年大约有 250 万人次守法公民用枪吓退或击退罪犯,其中约 15.7% 的报案人相信当时如果没有枪他们就死定了;约 14.2% 的报案人相信他们当时如果没枪很可能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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