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意和晚风​

奥斯汀（Austin）位于德克萨斯州中部，是州政府所在地。这座城市秀美宜人，科罗拉多河穿城而过，滋养了两岸郁郁葱葱的绿地和绵延的公园步道。午后，暖阳洒落，清澈的 Lady Bird Lake 在阳光下闪烁着柔和的银光，远处层叠起伏的山丘披着翠绿的植被，与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一切都在微风中温柔了下来。

奥斯汀是我初到美国时居住的第一座城市，也正是这里，将自然与都市完美融合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因为奥斯汀，我对美国有了极好的第一印象，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移民的念头。想想如果当初落脚的是纽约那样拥挤喧嚣的大都市，或许我的想法就会截然不同了。

奥斯汀的美，在于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自然与优雅，但少了一些令人震撼的壮丽奇观。在我心里，那些拥有独特地貌的地方可能更适合作为短期旅行的目的地，比如大峡谷、黄石公园。因此，当老婆提议在儿子放假期间去奥斯汀旅行时，我最初是有些犹豫的。但她爱屋及乌，对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坚持要亲眼去看看。

于是，我们一家踏上了德州之旅。

奥斯汀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并没有太大变化，依旧保留着那份骨子里的干净与从容。傍晚时分，夕阳把金色光辉洒向湖面，水波粼粼，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湖水倒映着城市天际线的剪影，原本硬朗的建筑轮廓在柔和的光线下也变得模糊而温柔。我们漫步在科罗拉多河畔的绿荫之下，脚下是宽阔平整的步道，两旁高大的树木洒下斑驳的光影。微风吹过，带来青草和泥土的清香。耳边是鸟儿的啁啾，河边是跑步、骑车、遛狗，或者坐在长椅上静静发呆的人们。

老婆看着眼前这幅自在恬静的画面，不禁感慨：“小城真美啊。要不我们将来搬到这里吧？在绿意和晚风里，不慌不忙地老去，多好。”

我笑着，只淡淡回了一句：“太热！”

这可能是奥斯汀唯一的缺点了，对于在黑龙江长大的我来说，这里太热了。

车轮上的国家​

由于波士顿与奥斯汀之间直飞航班寥寥无几，时间也不理想，我们选择先飞往休斯敦，再租车自驾前往奥斯汀。虽然休斯敦本身也在我们的行程安排中，但选择自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德州，没有汽车，几乎寸步难行。

常听人说：“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不过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整个美国。在波士顿和其它一些美国东北部城市，私家车并非必不可少。这里的交通模式更像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高度依赖公共系统，比如地铁、公交，或是自行车。我在波士顿生活的头几年，在没搬到乡下之前，也没有买车。日常通勤主要靠骑车或搭乘地铁，只有周末偶尔出远门时才会临时租车。波士顿本身道路狭窄曲折，城市规划似乎也并不鼓励开车出行。近年来更是让人费解地将不少原本三车道的马路缩减为双车道，双车道改为单车道，导致市内道路常年堵得水泄不通。至于高速公路，我搬来波士顿十多年了，就没发现任何新建或扩建的迹象，仿佛城市发展早已停滞在了上个世纪。

而在德州，“车轮上的国家”这句话才真正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大规模的地铁系统，取而代之的是无尽延伸的公路网络。主干道普遍宽阔得令人惊叹，五六条车道并行早已司空见惯，开车在上面，视野开阔得像在旷野中疾驰。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沿途几乎随处可见修路、扩路的施工现场。本就宽敞的高速路，还在不断地加宽、延伸，仿佛这片土地对于基础设施的野心永无止境，一直在向外生长、扩张。这种规模和速度，是波士顿那样的老城所难以想象的。

对我而言，自驾不仅是一种出行方式，更是一种感觉：握住方向盘，便拥有了决定方向、节奏与时间的权利。摆脱了公共交通的桎梏，无需焦灼地等待，无需在路线上妥协。天地豁然开朗，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一种对时间与空间的主宰。

也许正因为道路宽敞、路况良好，这里的车速普遍也更快。在波士顿市区，高速公路限速通常只有 55 英里每小时，而在德州，即使是带红绿灯的路段，限速也往往超过 60 英里，高速路上更常见 75 英里甚至更高的限速。刚开始驾驶时，总让人有种神经紧绷的感觉，我过了一天时间，才又慢慢适应了这种奔放的节奏。

自豪的孤星​

在奥斯汀，我们参观了德州州议会大厦（Texas Capitol）。这座宏伟建筑坐落于市中心一座小山丘之上，既威严又雅致。整座大厦使用了“日落红”花岗岩建成，这种带着温暖粉红色调的石材，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仿佛给沉稳厚重的建筑平添了一抹温柔的光彩。

大厦的设计明显参考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两者在外观上颇为相似。但德州人显然不愿止步于“相似”，带着那种标志性的骄傲与不甘，他们特意将州议会大厦设计得比美国国会大厦还高出约 15 英尺（近4.6米）。这正是那句著名德州俗语：“Everything's Bigger in Texas”（德州什么都更大）的真实写照，也是德州人深厚州自豪感的象征。

在美国各州中，德州人的州认同感尤其鲜明。他们往往首先认为自己是德州人，其次才是美国人。这种情感在生活的许多细节中都能感受到：在德州的土地上，到处飘扬着州旗 - “孤星旗”（Lone Star Flag）；而在我所居住的麻州，极少见到有人悬挂州旗，麻州人更倾向于认同自己首先是美国公民。这种与众不同的州归属感，根植于德克萨斯独特的历史 - 从 1836 年到 1845 年，德州曾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 德克萨斯共和国。作为美国唯一一个以独立国家身份加入联邦的州，这段波澜壮阔的独立历史，深深塑造了德州人引以为傲的州精神与独立气质。这份骄傲体现在州议会大厦上，就是“大”。以总建筑面积计算，这里也是美国最大的州议会大厦，又一次完美诠释了德州人心中的信条：“Bigger is Better”（越大越好）。

德州议会大厦向公众开放，民众不仅可以自由进入参观，还可以旁听议员们的辩论。当我们走进大厦时，恰好遇上了一场免费的导览，于是便跟随讲解员，在她生动的解说中，逐步了解了这座建筑内部的细节与各大功能厅的用途。

德州州议会大厦的东西两翼，分别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会址。正中间，一座宏伟的圆形大厅连接着两翼，贯通数层空间，气势开阔。站在一楼水磨石地面仰望，穹顶一层层向上延伸，线条流畅而优雅，最高处镶嵌着一颗醒目的五角星，环绕着镌刻的单词：“TEXAS”。整个设计既庄重简洁，又充满了象征意味，仿佛在静默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独特的骄傲与归属感。

站在楼上俯瞰大厅，又是另一番景象。大厅中央铺设着一块华美的水磨石地面，巧妙地镶嵌着六个徽章，分别代表了历史上曾统治德克萨斯的六个主权国家。分别是：象征西班牙统治时期（1519–1821，除去短暂的法国间隙）的西班牙国徽；象征法国短暂统治时期（1685–1689）的百合花徽章；墨西哥统治时期（1821–1836）飞翔雄鹰徽章；德克萨斯共和国（1836–1845）标志性的孤星徽章；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德州曾加入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1861–1865），代表这段时期的是骑马士兵徽章；以及代表德州成为美国联邦一部分（1845年至今）的美国国徽。这六面徽章，不动声色地镶嵌在脚下，却以一种凝练直观的方式，讲述着德克萨斯百年风云变迁的故事。

我们还参观了参议院的会议厅。议员席位分布在一楼，而二楼则是一圈环绕式观众席。按规定，在议员开会期间，民众可以自由进入观众席旁听辩论，亲身体验民主政治的运作。当然，如今科技发达，许多会议早已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观看，不必再亲临现场。我们参观那天，会议室内空空荡荡。讲解员介绍说，德州的州议员们都是兼职的，他们平日各自忙碌于生计，只有在议会定期召集时，才会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州政。

德州精神的起点​

从奥斯汀驱车向南，大约一小时，我们抵达了德州的第二大城市 - 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站是阿拉莫（The Alamo），德州精神的象征之地。

阿拉莫最初由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作为圣安东尼奥地区的一个传教站。随着墨西哥从西班牙独立，这片土地成为了墨西哥的一部分。但在 1836 年，当德克萨斯寻求独立时，阿拉莫成为了革命的前线。德克萨斯军将其改建为简陋的军事堡垒，试图在这里阻挡墨西哥军队的进攻。

踏入阿拉莫的院落，仿佛来到了一块被时间隔离出的孤岛。尽管四周是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的喧嚣与高楼，这里却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那场震撼人心的战役发生在 1836 年 2 月 23 日，数千名墨西哥士兵包围了阿拉莫，而德克萨斯守军，只有约两百人。在绝对劣势面前，勇士们没有退缩，而是选择坚守，捍卫自由与尊严，直到最终全体阵亡。

整个遗址中最为标志性的，是那座米黄色石砌的阿拉莫教堂。它曾是守军最后据守的核心阵地。走近细看，厚重的石墙斑驳沧桑，下半部仍保留着原有的古老结构，而上半部则明显可见战后修复的痕迹 - 曾经的屋顶和墙体早已在战斗中损毁。站在教堂前那片空地上，阳光洒落在古老的石砖上，遥想当年，那些决然赴死的战士们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一种跨越近两个世纪的悲壮与不屈，在无声中扑面而来。

沿着教堂走去，是广场和旁侧的长营房，如今改建为博物馆。馆内展出了大量文物和展品：泛黄的图片、残存的武器、当年的信件与日记片段。这些细节串联起阿拉莫从一座安静传教站，卷入革命洪流的全过程。从志愿者、定居者到冒险家，从老旧的火枪、加农炮到围困中的绝境与突围，每一件展品都努力还原着那段历史。穿梭其中，凝视着那些粗糙而真实的遗物，读着那些写满勇气与忧虑的手迹，仿佛能触摸到当年士兵们的惶恐、坚守与荣耀。那句在战后迅速响彻德州的口号 - “记住阿拉莫！”（Remember the Alamo!），不仅仅是复仇的呼声，更成为了激励德克萨斯人坚持到底、争取独立的精神号角。这场军事上的失败，却在精神层面塑造了德州日后的灵魂。

遗址后方，是一片静谧的花园。这里散落着未经修复的残墙、基础遗迹，以及数座低调肃穆的纪念碑和雕塑。与前方教堂和博物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不同，花园里多了一份沉静与敬意。古老的石墙在绿荫与阳光的映照下静默伫立，仿佛在无声诉说着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往昔。这里，成为了一个可以静心凭吊、深思历史的角落，也让人真正体会到，英勇和牺牲，从未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

柔情水乡​

离开阿拉莫遗址，向西南步行五分钟，眼前的景色便骤然一变。我们仿佛直接从尘土飞扬的历史战场穿越了到了世界的另一头 - 这里完全没有传统德州的西部粗犷，反而展现出一种柔美、温润、江南水乡般的独特韵味，这就是圣安东尼奥最负盛名的河滨步道（San Antonio River Walk）。

圣安东尼奥河在市中心悄然蜿蜒，步道则沿着天然河道而建，且巧妙地低于地面街道约一层楼的高度。这种独特设计，最初源于 20 世纪初的防洪工程 - 建筑师罗伯特·休格曼（Robert H. H. Hugman）在防灾基础上融入了商业开发与景观美化理念，意外地创造了这一隔绝于城市喧嚣之外的静谧绿洲。

沿着步道缓缓行走，脚下是微凉的石砖路面，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植物气息、湿润的泥土芬芳，以及不时飘来的饭馆香气。两岸绿树成荫，许多树枝低垂至水面，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河面上，色彩鲜艳的游船缓缓穿梭，船夫用温和而风趣的语调讲述着沿岸的故事，为这片静谧平添了一份生活气息。潺潺的水声、莎莎的风声、远处传来的音乐和人们悠然的笑语交织在一起，谱成一首只属于这条水岸的慢节奏旋律。

横跨河面的，是一座座玲珑别致的石拱桥。多由青石砌成，造型古朴自然，桥身与石缝间布满了斑驳的青苔，湿润中透着一种古意。桥孔倒映在水中，形成一个个近乎完美的圆，随着微波轻轻晃动，如梦如幻，更添了几分烟雨江南的诗情画意。步道曲折婉转，每个转角都藏着新的风景，或是小巧的庭院，或是藏匿于绿荫后的精致小店，一步一景，仿佛行走在流动的画卷中。

当夜幕悄然降临，河滨步道便换上了另一副模样。柔和的灯光次第点亮，映照在水面上，如撒落人间的繁星，波光粼粼，飘渺迷离。人们在灯影水声中，尽情享受着美酒与夜色。整个步道变成了一条流动的光带，将白天的恬静诗意与夜晚的繁华璀璨，完美地串联在一起。

时光的涟漪​

这次德州之旅，对我们一家人而言，各自有着不同的意义。老婆更多是欣赏美景与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气息，儿子则沉浸在旅途中各种新奇的体验和玩乐带来的兴奋之中。而我，像一个时空穿越者，心思系在了“怀旧”上 - 那些曾经生活、工作、留下无数足迹的地方，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它们还保留着记忆中的影子吗？

在奥斯汀，我特意绕道去了曾经工作过的公司。前几年，它被一家大型企业收购了，但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运营。驱车驶入公司大院，跨过那个熟悉的小池塘，路旁标着“警告有狐狸穿越”和“限速 19 英里”的提示牌，仍旧静静地矗立着，仿佛守护着岁月不动声色。园区内部，办公楼的轮廓、停车场的划分、蜿蜒的车道，一切都与记忆中无异，仿佛时间在这里悄然凝固了。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并非所有地方都这样“冻结”在记忆里。当驱车前往城西，那片曾经经常流连的 Mansfield Dam 区域时，沿途的变化便格外显眼。曾经那片连绵的绿野，如今被一栋栋崭新的办公楼和居民区取代，城市的边界像被悄悄推远了，繁华气息扑面而来。时间的脚步，在这里不容忽视。

最让我心潮荡漾的，是 Mansfield Dam 下游那片曾经水流缓慢的小河滩。那是我当年的“秘境”，几乎无人问津。岸边杂草丛生，我常带着简陋的工具，一个人挽起裤腿，在浅水中翻石找小龙虾。若运气好，半小时就能收获满满一大锅，那种独处的静谧与满载而归的幸运，是那段时光里最简单、也最真实的快乐。

儿子听我讲起小龙虾，眼睛里闪着光，兴奋地嚷着要亲自体验一番。然而，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时，眼前的景象却彻底变了 - 曾经荒芜的角落，如今已修整成一个精致的小公园。修剪整齐的草坪、排列有致的野餐桌椅，还有烧烤的烟火气，充满了生活的喧嚣与热闹。河边浅水区里，嘻嘻哈哈追逐嬉闹的孩子们取代了以往寂静的水声。我们翻了好几块石头，却连一只小龙虾的影子也找不到。儿子的失望溢于言表，最终只好悻悻地空手而还。

在德州旅行，怎能不体验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 德州烧烤（BBQ）？当年常去的几家老牌烧烤店竟然都还在营业。最终，我们选了一家熟悉的老地方 - County Line on the Lake。推开门，室内粗犷的木质桌椅、墙上装饰画，甚至空气中那股浓烈的烟熏肉香，一切都仿佛未曾改变，熟悉感扑面而来，把我瞬间拉回了多年以前。

菜品依旧水准不减，尤其是烟熏牛胸肉和香肠，肉质鲜嫩，烟熏味浓郁，令人一试难忘。老婆尝过后也连连称赞，直呼不虚此行。我之所以坚持带家人来这里，不仅因为这份坚持了多年的地道口味，更因为这家店独特的位置 - 餐厅临湖而建，露台上可以直接喂食湖中的乌龟和鲶鱼。

儿子一来到湖边，就立刻被水中密密麻麻探头探脑的乌龟们吸引了，早把没捉到小龙虾的“伤心事”抛到了脑后。他兴致勃勃地把面包掰成小块，专注地投向湖面，看着乌龟们争抢食物，乐得咯咯直笑。看着他沉浸在这份简单快乐中，我心中那点关于秘境消逝的遗憾也慢慢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与满足。

不仅在奥斯汀，在此次德州之行的最后一站 - 休斯敦，我也重访了记忆中的地方：NASA 航天中心。

这里整体变化不大，主展区依然以人类首次登月的“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gram）为核心。漫步在巨大的火箭模型、泛黄的历史照片、宇航员使用过的设备和登月舱复制品之间，抬头仰望那些承载着人类探索精神的展品，心中依旧涌起澎湃的敬意，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对未知的无畏与浪漫。

然而，在这份敬仰的深处，也蕴藏着更为复杂的感叹。想当年，美苏冷战的对峙，演绎成一场壮阔的太空竞赛，科技被不断创新，宇宙的奥秘被深入探索。整整一个时代，人类倾注全力，追逐那超越极限的梦想。而今日，中美之间的摩擦，却更多局限于贸易逆差、关税壁垒等琐碎领域。那种举国之力、面向未来的豪情，似乎正在被现实的算计与防备慢慢稀释。

站在象征着过去辉煌的火箭旁，我不禁想，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能再一次以梦想为引领，而不仅仅是以利益为驱动？是否还有可能，在喧嚣与纷争之外，重拾那种纯粹而远大的理想？

随着儿子即将升入高中，我开始关注美国的高中教育和大学申请体系。老婆还特意加入了镇上的高中家长群，希望获取更多信息。近期正值美国大学公布录取结果的时节，家长群里讨论热烈，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令人痛心的是，最近发生了两起学生因未被心仪大学录取而选择轻生的事件，一起就发生在我们镇上的高中，另一起在附近一所顶尖私立高中。这也再次提醒我，培养孩子面对挫折的心理韧性至关重要。

在我来美国之后，就不再对美国有“快乐教育”的刻板印象了。在向他人介绍美国时，我常说它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在教育领域也是的：没有哪个单一标签能概括这个国家。美国确实有很多学生傻玩傻快乐，但同时，也绝不缺乏“卷到极致”的学霸；既有放羊的家长，也有鸡娃的虎妈。受群里讨论的影响，我初步了解了一下美国的大学申请机制，虽然只是管中窥豹，但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分享我的观察，探讨两个问题：为何美国的“名校情结”不如中国强烈？为何美国大学录取在分数上对华人学生存在“歧视”？这两个问题都与中美大学录取体系的差异息息相关。

作为对照，先说中国的高考。我之前也曾记录过一些对中国高考的思考，比如决定命运的高考、热门学校的变迁，今天主要聚焦于录取方式。常规情况下，中国大学录取完全取决于高考成绩。这是最简单、最透明的竞争方式。在表面上看，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凭分数高低决定去向。然而，现实总会更复杂。

不同省份的录取分数线不同，高考试题难度也各有差异，都会让人产生不公的感觉。那么，如果全国实行统一试题、统一分数线，是否就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呢？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教育资源的分布的不均衡，考生们各自诉求的不同，怎么可能用同一条分数线衡量所有人？比如，黑龙江的学生可能会认为：“我们教学条件落后，录取分数线应该降一些，国家应该给予更多政策倾斜。”而北京的考生则可能主张：“我们的综合素质高，竞争激烈，录取分数线更应该有所下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

在我看来，公平并非简单地一刀切。每个人的起点天生不同，理想的制度应该尽量弥补这些先天差距，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正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为此，我们不妨进行一个思想实验。虽然它没有实际操作性，不能直接指导政策，但至少能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政策是真正的公平，哪些是打着公正旗号为特权谋私利的。首先简化一下问题，假设只考虑北京和黑龙江两地（如果你恰好曾经住在这两个地方，可以把实验换成两个其它省份，以确保客观性）。实验中，只有两地相对的高考录取分数（及其控制的各自招生人数）是变量，其他所有经济、教育、环境等条件都不变（包括大学在两地招生的总名额固定不变）。现在，设想你是一个即将投胎的“精灵”，上帝告诉你：你将会被分配到这两个地方中相对不利的一方。但在投胎前，你可以设定两地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差距，以弥补先天环境的不同。你能做的就是尽量降低当前落后地方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让两地的综合条件尽量接近，不要有一方明显不利。那么，你愿意设定多少分的补偿，才能让你安心接受将来的命运？这个数字，或许就是最接近你心中“公平”的答案。

我当年参加高考时的制度是先填报志愿，再参加考试。在填报志愿时，考生既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考试中正常发挥，也无法准确预估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只能凭感觉猜测，运气成分极大。这一机制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些名校因声望过高，考生不敢轻易填报，反而报考人数过少，导致分数线意外降低；而某些普通院校却因报考人数激增，录取分数线陡然飙升。 结果，有人幸运“捡漏”，以较低分数进入名校；也有人因发挥失常、误判形势，最终落榜，抱憾终身。

如今是出分后再填志愿，极大地减少了运气成分。分数线非常稳定，录取更加可预测。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的层次愈发固化。在这个体系下，相差几分，就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学校档次，阶梯式的分数标准将考生分层得更为严格。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大学录取机制复杂得多。简单来说，各高校拥有自主招生权，没有统一的录取标准。

美国有不少“野鸡大学”，他们几乎没有门槛，只要支付学费便可入学。然而，大多数人选择上大学是为了实现个人成长，这类学校对学生的实际提升帮助有限，所以大多数学生反而不会考虑没有门槛的大学。

美国一些优秀大学在录取方式上，与中国高校有一定相似之处，依据学生的学习成绩来录取。但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大学并不看重最终的“高考”成绩，而是要考量学生在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表现，特别是各门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Grade Point Average 缩写为 GPA）。如果希望依靠成绩申请到类似中国“985”层次的名牌大学，那么高中期间必须全力以赴、全面发展，不能偏科，每门功课都要尽可能取得优秀成绩。

与中国统一的考试评分标准不同，美国的每所高中、甚至每位老师，都可以设定自己的评分体系。多数老师在评分的时候，不论学生整体水平如何，总会尽量让分数在班级内符合正态分布：少数人得高分、少数人得低分，大多数人处于中间水平。这意味着，不同学校的 GPA 之间没有直接的可比性。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在优秀高中的学生，即使成绩为 C，掌握的知识可能也远胜于普通高中的 A 等学生。然而，在大学录取时，名校往往不会因高中实力不同而调整 GPA 要求。无论你来自顶尖高中还是普通学校，只要 GPA 不达标，都可能与梦校无缘。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它让学生主要在各自学校内部竞争，从而使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地区的学生拥有更公平的机会。只要在本校中表现突出，即使学校整体水平一般，也仍有机会进入顶尖大学。

然而，这种体系对就读于优秀学区的学生而言，则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强手如林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也可能在排名中落后，进而影响大学申请。以华人为例，在美国，华人喜欢聚居在少数几个高质量学区，这些学区的高中中华人比例很高。受传统文化影响，华人家庭普遍重视教育，学生学习成绩也普遍较好。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只能与同样优秀的同龄人竞争，即使成绩非常优异，仍可能因为“内卷”过于激烈而错失理想学校的录取。

在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家庭为了让孩子取得更高的 GPA，而选择搬到教育资源较弱的学区。但更多的家庭，包括我自己，仍然会选择居住在优质学区、就读于优质高中。因为，进入好大学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优秀的同伴以及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此外，虽然顶尖私立大学在录取时未必考虑高中整体水平，但一些州立大学由于对本州高中的熟悉，往往在招生时会倾向于录取那些来自知名高中的学生。因此，就读好高中虽然对申请名校不见得是优势。但只要在学业上认真努力，没有“躺平”，申请到一所优秀的州立大学通常不成问题。

以上所说主要适用于一般的好大学。如果目标是美国最顶尖的名校，仅有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远远不够。在美国，一般被认为处于顶尖梯队的大学是“哈耶普斯麻”，也就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麻省理工。虽然这一分类未必严谨，但多数美国人认为，这几所学校的地位远高于其他高校，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精英层级。这些名校在挑选学生时，都不是只看考分的，而是更关注那些能在某一领域做到极致的人。以 SAT 考试为例，这是美国高中生普遍参加的学术能力测试，常被误解为“美国高考”。事实上，它的重要性远不及中国的高考，甚至许多大学在录取时根本不要求 SAT 成绩。顶尖名校更不会简单地用它设定一个分数线。如果想要凭借考试成绩打动这些学校，仅仅“优秀”是不够的，必须是顶尖中的顶尖。只有 SAT 满分的考生，才可能稍微引起招生官的注意。相比之下，一个 SAT 成绩中等，但在其他领域表现卓越的学生，更能打动名校。换句话说，如果考试成绩不是全国前几名，那么是第几百名还是第几万名，在顶尖大学眼里并无区别。但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个领域展现出极强的潜力，比如在数学、体育、艺术或领导力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即便考试成绩一般，也依然可能被录取。

如此一来，美国的高中生们也是分别开辟各自的赛道。有些同学专注于苦学刷高分，更多人选择在其他方面寻找突破口，尽可能展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参加全国性竞赛，无论是数理化奥赛还是体育、文艺锦标赛，能在全国范围内拿到前几名，就会是申请名校的最有利筹码。像谷爱凌这样在中学阶段就能拿到奥运冠军的学生，会受到许多名校的青睐。除了竞赛，还可以投身科研、创业、公益事业等。如果一个高中生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创办一家有影响力的公司，或推动一项公益项目取得重大成果，他的竞争力可能远远超过一个考试高分的学生。也有些学生通过独特的经历打动招生官，比如我听说过一位华裔学生凭借自己驾驶帆船从美国航行至新西兰的壮举，赢得了名校的青睐。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名校情结”更强？ 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中国高考录取标准清晰且高度量化，每个考生的分数一目了然。如果考上 A 校的分数必然能进入 B 校，那么 A 校优于 B 校就成了铁一般的事实。这种明确的层级划分，让名校学生在心理上天然地建立了优越感：我们的分数远超你们，而考不上名校的学生也很难反驳。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录取更具主观性。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招生标准，经常会有“完美”的申请者被拒，而某些考试成绩一般的学生反而能被录取。A 校的录取标准可能强调领导力，而 B 校更看重学术研究，这使得能进 A 校的不一定能进 B 校；反之，能进 B 校的也未必符合 A 校的要求。在这种体系下，很难简单地衡量谁更优秀。由于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人们对“哪所学校更好”往往持有不同观点。即便是哈佛、麻省理工这样的顶尖名校，它们的光环也远不如清华、北大在中国的地位那样牢不可破。这种模糊性，使得美国的名校光环相对弱化。

另一个广受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大学是否在录取过程中“歧视”华人？很多人注意到，华裔学生往往需要比其他族裔更高的 SAT 分数才能被顶尖大学录取。这种现象让不少人觉得美国名校对华人不公平。这种看法的根源，往往来自习惯了中国“分数定胜负”的思维模式，而忽略了美国大学录取的多维标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假如一位黑人学生抱怨哈佛“歧视”黑人群体，理由是如果按照短跑成绩来选人，黑人学生应该占 80% 的录取名额，而现实中这一比例却低于 10%。这听起来是否荒唐？因为哈佛招生并不以短跑速度为衡量标准（除非你能跑进全国前几名）。同样的逻辑，哈佛也不是依据 SAT 成绩来录取学生的（除非你能考到全国前几名）。

很多华裔学生还保留着过于强调考试分数的传统，使得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竞争力相对不足，因此会感受到“受歧视”的落差。但这并不是针对华裔个体，而是整个招生机制所导致的结果。美国顶尖大学更倾向于寻找在某个领域表现卓越、独具特色的学生，而不是仅仅考试成绩高的人。

中美哪种录取方式更合理，或许并无定论。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贫困学生翻身的机会相对更大，因为单纯提升考试成绩所需的资金成本较低。美国大学的录取机制则更灵活，注重多元化。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申请以学术表现为主要依据的高校，这其中有很多大学也是相当不错的。然而，申请美国的顶尖大学，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确实明显不利。因为它们所考量的那些要素，无论是竞赛、科研还是创业，要取得突出成就，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持都是几乎不可能的。

但无论怎样，对于身在美国的华人家庭，最优策略还是尽早理解并适应本地规则，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周末的午后，儿子突然捧着他的数学书，跑来让我解释一道题。这个场景让我有些意外，要知道，他平时对数学可是能躲多远躲多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通常都是直接翻页跳过。我虽气得要死，但转念一想，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也就没法跟他计较了。难得他主动来请教，我接过书，扫了一眼题目，顿时来了兴趣，是经典的“双信封悖论”。

因为这道题与抽奖有关，让我回想起了我之前的一次抽奖经历。我这人财运不佳，和“中奖”两个字天生犯冲，参加过的抽奖活动，不是“谢谢惠顾”就是“再接再厉”。当然，这未必算坏事，至少让我认清现实，远离了赌博、彩票之类的东西，也算省下不少钱。

有奖答题​

我之前上班的公司，每到岁末都会举办年会，其中最让人期待的环节莫过于抽奖。奖品从 iPhone 手机到豪华旅行，无一不让人心动。我虽然明知自己手气不佳，但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参与其中，反正没有成本。

那年的年会，抽奖环节依旧扣人心弦。随着一个个小奖项被抽出，我的心也渐渐沉了下去，看来今年又要“颗粒无收”了。就在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主持人的声音突然响起：“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一位幸运观众，获得我们今年的最高大奖！”

我立刻屏住呼吸，紧盯着台上。主持人摸出一张纸条，打开一看，竟然念出了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我仿佛看到了自家祖坟上袅袅升起的青烟。我激动地蹦上舞台，准备领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奖。

然而，主持人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心中的火焰。“这位幸运观众，恭喜你中奖！但是，在领取奖品之前，你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答对了，奖品就是你的；答错了，奖品则会顺延给下一位幸运观众。”

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到我？不过，骑虎难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具体问题我早已忘了，大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公司领导曾提出过一项重要战略，对公司发展影响深远。问该战略提出的具体时间？”然后给出了 A、B、C、D 四个选项。

领导讲话我向来都是当面鼓掌，然后左耳进右耳出，至于具体内容和时间，我哪里记得？无奈之下，我只能凭着“小镇做题家”的直觉，随便选了个 C。

主持人面带微笑地看着我，问道：“你确定吗？你还有一次修改答案的机会，要不要改？”

我心里琢磨着，四个选项的正确概率都是 1/4，改了也不会提高胜算。而且，万一改了之后反而错了，岂不是更亏？于是，我坚定地说：“不改了，就选 C。”

就这样，我与人生中唯一一次可能中大奖的机会失之交臂。事后复盘，我意识到，自己输就输在了“坚持不改”上。后来我想明白了，回答问题是公司要求的，而主持人的任务是活跃气氛，他希望尽快让人中奖，自己也好早点下班回家。并且，他是知道正确答案的。所以，他的话术通常是：如果幸运观众蒙对了，他就直接宣布“答对了！”；如果蒙错了，他就会暗示：“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不要换一个？”直到观众选对为止。只是他可能没料到，会遇到像我这样死心眼、不愿改答案的选手。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当我们完全不知道答案时，每个选项为正确答案概率是均等的。但是，一旦有一个知晓答案的人介入，概率分布就会发生变化，不再是均匀的了。此时，应该根据新的概率分布重新做出最优选择，而不是固守最初的随机选择。

三门问题​

与我遇到的情况类似，一个更具迷惑性的问题是经典的“三门问题”（Monty Hall Problem）：舞台上有三扇门（比如 A、B、C），其中只有一扇门后藏着奖品。如果你选对了，就能获得奖品。

游戏开始时，你只能随机选择一扇门，比如你选了 A。接着，主持人（他知道正确答案）会打开一扇没有奖品的门，比如 B。然后，他会问你：“你确定要坚持选 A，还是换成 C？”

直觉上，这似乎还是在两扇门（A 和 C）之间二选一，换与不换好像没区别。但事实上，如果你改选 C，中奖概率会提高一倍！也就是说，正确的策略是：一定要换。

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仍然在于：主持人是知道正确答案的，而他的行为改变了概率分布。A 门是你选的，你不知道答案； C 门是主持人选的，但他知道答案。所以这两个门后面有奖品的概率肯定不同。计算过程如下：

你最初选择 A 时，选中的概率是 1/3，而 C 和 B 共同的概率是 2/3。 当主持人刻意排除一个错误选项（比如 B），这意味着之前 B 和 C 共有的 2/3 概率全部给了剩下的 C 门。而 A 作为你最初的随机选择，概率始终是 1/3，没有变化。

因此，换选 C 的中奖概率是 2/3，而坚持 A 只会让中奖概率维持在 1/3，所以换才是最优策略。

双信封悖论​

回到“双信封悖论”，这个问题更具迷惑性。想象一下，你参加了一个抽奖活动。主持人拿出两个红包，外表看起来完全一样，但里面装着不同金额的现金。主持人告诉你，其中一个红包里的钱是另一个的两倍，但具体金额是多少，他不会透露。

你随机选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 2000 元。但另一个红包究竟有多少钱，你无从得知。现在，主持人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可以坚持拿当前的红包，也可以换成另一个红包。那么，你该如何决策？

根据前面的经验，我们知道这时候不要瞎猜，要计算一下概率，算算另一个信封中奖金的期望值：

当前信封的金额已知，为 2000 元。而另一个信封中的金额可能是 1000 元（如果当前信封是金额较大的那个）或者 4000 元（如果当前信封是金额较小的那个）。

由于最初选择信封是随机的，我们选中较大金额或较小金额的概率各为 0.5。因此，另一个信封中的奖金期望值为：

$0.5 \times 1000 + 0.5 \times 4000 = 500 + 2000 = 2500$

由于 2500 > 2000，按照期望值计算，我们应该换信封。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悖论呢？

假设在平行宇宙中，有两个人“甲”和“乙”同时参加这场游戏。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两个信封，但甲选择了 A 信封，乙选择了 B 信封。

当主持人让他们做最终决定时，甲和乙都按照上面的计算方式得出同样的结论：换信封更有利。于是，甲换到 B，乙换到 A。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只是交换了彼此的信封。

然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们的总奖金数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总金额不会因为“换信封”这件事就凭空增加。可按照期望计算，他们似乎都提高了自己的奖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哪里出错了呢？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计算另一个信封的期望值时，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可能出现的金额是在正整数范围内均匀分布的。然而，实际的抽奖奖金不可能符合这样的均匀分布。

程序员对此可能感受更深。如果要让计算机生成一个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我们必须指定一个有限区间，比如 0 到 1 之间，或者计算机能够表示的整数范围。但如果我们真的试图在整个正整数范围内生成一个均匀分布的随机数，那么任何特定数值被选中的概率都会是零，而最终选出的数值则必然是一个无穷大。

换句话说，如果信封中的金额真的遵循“正整数上的均匀分布”，那么我们打开信封后，看到的金额应该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按照前面的计算方法得出另一个信封的期望值也是无穷大，所以换不换都没有区别。

但现实情况是，我们打开信封后，看到的金额总是一个有限的数值，比如 10、20、2000 等。这说明，主持人给出的金额并不是从一个无限的均匀分布中随机选取的，而是遵循某种其它的概率分布。

如果没有任何背景限定，通常情况下，这种金额的概率分布更符合指数分布，也就是说，金额越小，出现的概率越高；金额越大，出现的概率越低。理想情况下，比如，奖金金额每翻一倍，出现的概率就减半，我们在这种概率分布的前提下重新计算期望值，会发现：另一个信封的期望金额恰好等于当前信封的金额。换句话说，换不换信封，期望奖金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换了就赚”的优势。

当然，在现实中，通常还会有一个限定范围，比如在公司的抽奖活动中，奖金数额往往更符合泊松分布，即某一范围内的金额出现的概率较高，而超出该范围的概率较低。这时候，换不换信封就需要具体分析了。例如，如果老板一向抠门，奖金通常不会太高，那么当你打开信封看到 2000 元时，就应该“见好就收”，不要指望另一个信封有更高金额；但如果老板非常大方，平时奖金基本都在 4000 元以上，那么如果你打开信封发现只有 2000，那当然要果断换，另一个信封大概率是 4000！

从今天起，我将正式启用这个托管在 GitHub 上的新博客。

在刚刚过去的年底假期里，我投入了不少精力，将博客从 WordPress 迁移到 GitHub。这算是一次重要的技术升级吧。然而，博客在经历了两次搬迁之后，也留下了一些遗憾：部分旧文章中的图片和链接失效，一些格式也出现了错乱。

在这次迁移的过程中，我同时也对之前的博客文章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理和回顾。粗略统计了一下，我竟然曾发布过上千篇博文！这主要集中在博客生涯的早期，那时我更新的频率极高，有时一天甚至会发布数篇博文。然而，这些文章大多内容空泛，缺乏深度和价值，很多时候只是随手转发一些网络上的图片或音乐，将其当作了如今的“朋友圈”来使用。这些无聊的内容不仅淹没了真正值得保留的文章，也严重拖慢了静态网页的构建速度。因此，我下定决心进行一次大扫除，删除了大部分意义不大的文章。当然，我之前的旧博客仍然保留着，作为备份，以备不时之需。

我还对文章标签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分类。我发现，之前关于 LabVIEW 的文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约占一半）。考虑到我已经将这些 LabVIEW 博文整理成书，并拥有了独立的展示网页，因此在博客中已无需重复保留。经过一番精简，最终保留下来的文章不到三百篇了。

我现在写博客的频率不算高，但希望能保持一定的更新节奏。力争至少每隔一两个月分享一篇新内容吧。

最近，WordPress 不断地推送充值建议，并且插入的广告也越来越多。现在写博客的人越来越少，不知道 WordPress 还能坚持多久。这让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换一个博客平台了。考虑到 GitHub 的安全性较高，我利用年底假期的时间，尝试了将内容迁移到 GitHub，并且使用 Docusaurus 搭建静态博客网站。

三年前，我开始使用 Docusaurus 搭建电子书网站，对这个工具非常熟悉。它可以把 Markdown 格式的文本转换成网页，操作简单且功能强大。搭建静态博客和搭建电子书网站的方法非常相似，最主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书籍是按章节排列的，而博客则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因此，当我决定搭建静态博客时，Docusaurus 成了首选。

博客迁移的核心是将 WordPress 的内容转换为 Markdown 格式的文本。幸运的是，随着静态博客的流行，有许多开源工具可以帮助完成这一工作。转换好的文本再稍作调整，便可以用于 GitHub 的静态页面。

最麻烦的部分是转换之前的博客留言。静态网页本身无法支持需要动态变化的留言系统，因此只能借助外部服务来实现留言功能。既然博客内容已经放在 GitHub 上了，我选择了 GitHub 的 Discussion 功能来支持留言。不过，这意味着只有登录 GitHub 的用户才能留言。在 WordPress 平台上，留言都是 WordPress 用户们添加的。两个登录系统不兼容，肯定是没法直接搬迁的。估计我也只能用我的 GitHub 账号手动拷贝留言到新系统，我能做的也就只有尽量保留留言者当时使用的网名。

在搬迁博客的过程中，我也趁机回顾了一下我的博客历程。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网络对于用户基本还是只读的，我主要利用它看看新闻查查资料。后来各种论坛和聊天工具繁荣起来，网上终于有了互动。二十一世纪初，我在上海工作，当时微软的 MSN 是小白领中最受欢迎的聊天工具，公司里人人都有账号。2004 年，MSN 增加了博客功能，于是我也开始发博客，分享我的生活和技术经验。回顾当时的博客，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如何创建 MSN 网页的，现在都变成了死技术。再后来，MSN 博客改名为 Live Spaces，那是它最辉煌的时期。我在那段时间写了大量关于 LabVIEW 编程的博文，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欢迎。在读者的鼓励下，我还将我的博文整理成书出版了。

这个 Wordpress 博客是我在 2007 年 5 月 13 日开通的，但之后并没有真正使用，所有的博文依然是发布在 Live Space 上。2010 年，微软突然放弃了博客业务，Live Spaces 关闭。我只好于当年 11 月 8 日把博客迁移到了 WordPress。当时我身在国内，而 WordPress 服务器在境外，访问起来并不方便。我也考虑过国内公司提供的博客服务。新浪、百度、搜狐等一些大公司都希望从 Live Spaces 分一些用户过去的。可是国内的博客服务都带有过滤和审查的，经常莫名其妙就提示有敏感内容不能发表。这让我非常反感，也就没有迁移到那些平台去。后来由于审查越来越严格，这些公司干脆都关闭了博客服务。

博客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我现在写博客的频率也远没有最初几年那么高了。但我很庆幸自己曾经记录了那么多生活片段，让我可以在现在和将来时不时地回顾一下。

前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拜登赦免了自己的儿子，这么明显的制度漏洞，为什么没有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三权分立失效了吗？”

我也兴冲冲地讨论了几句，结果不幸被封号。我在国内网站发帖一向谨慎，尽量不参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平时只是讨论技术或是讨论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一零年之前，我还没出国的时候，都不需要这么小心翼翼。）。这次也一样，为了避免误会，我还特别说明了，所有评论只针对美国，但仍然被封号。申诉后，得到的回复让我想起了那个经典的笑话：“你少来这套，我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了，你批评的谁我能看不出来？”

这是我对几个问题的个人看法，好不容易写了一大篇，不想它丢了，所以重新整理备份在这：

为什么拜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其实，拜登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他是依法赦免了自己的儿子。这条法律可能存在漏洞，也可能不够合理，但在美国，所有人，包括总统，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否则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什么才叫“凌驾于法律之上”？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总统没有赦免权，但总统依然让法官判自己儿子无罪； 或者总统操纵国会修宪，赋予自己本来没有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凌驾于法律之上”。
拜登的行为完美诠释了：“总统是靠不住的”。总统既然也是人，就无法摆脱人性的弱点：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因此，好的制度的核心在于限制权力，确保所有权力都能受到有效的制衡与监督。
“三权分立”正是为此而设计。试想，如果总统能随意罢免法官和议员，那么他必然会进一步影响法律的制定与裁决，进而凌驾于法律之上。

总统能否赦免自己？​

这一点在美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存在争议。历史上，尼克松和克林顿在危机时都曾考虑过赦免自己，但最终选择放弃，因为多数法律学者认为宪法某些条款间接规定了：总统无权对自己行使赦免权。
我也倾向于认为，总统不能赦免自己。但最终，这一问题只有在得到法官的裁决后才能尘埃落定。

为什么其他两权未能制约总统？​

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目标是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如种族屠杀、大清洗、饿死三千万等，但它并不能杜绝所有错误。
权力制衡的关键在于“均衡”。总统的赦免权存在争议，但这也只是美国制度上诸多漏洞之一。如果要求总统完全不会犯错，那必然意味着另外两权过大，造成新的问题。例如，韩国的司法权相对较强，可以保证把每任总统都送进监狱，但它也仍然没能彻底杜绝总统滥用权力。 假如总统真的老老实实服服贴贴了，那只能说明检察官失去了制约，成为了事实上的独裁者。
司法权本身也并非完美，法律有时也会出错。总统的赦免权，正是对司法权的一种制约：如果司法失衡，总统的赦免权有时能起到“纠偏”作用。历史上，林肯在南北战争后赦免了所有南方联盟士兵，避免了大规模的司法惩罚，拯救了无数生命。
因此，权力之间的制约，不能一味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是要在不失衡的前提下防止最坏的情况。

能否立法限制总统赦免直系亲属？​

我个人非常赞同增加类似的限制。但这并非易事，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比如：如何界定“亲属”范围？如果禁止赦免亲属，是否也要禁止赦免“朋友”？那什么又算是朋友？极端情况下，比如内战爆发，总统的儿子作为叛军，是否可以被赦免？如果不能，而其他叛军都被赦免，唯独总统的儿子被判刑，这是否公平？
这些问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

最后强调一下：美国的制度一点都不完美，但它赋予了我批评它的自由。

去年回国一趟，就考虑写一些回忆文章，记录一些还能想得起来的事情，可是一直没动笔，毕竟还有太多更重要的事了。最近跟老婆讨论起我初中因为淘气，腿受过伤，就顺便把还记得的初中的几件事记录一下吧。

我初中就读于齐齐哈尔铁路第五中学。后来，随着铁路体制改革，和其他铁路系统的学校一样，这所学校也被划归地方管理，改名为齐齐哈尔第四十五中学。前几年回老家时，我特意去看了看曾经学习过的地方。然而，如今的学校已完全变了样子，尽管还是那个熟悉的位置，但我却找不到任何记忆中的景象了。

大楼​

最令我怅然若失的，莫过于那座承载着我青葱岁月的教学楼，已经被拆除了，终究湮灭在了时代的烟尘里。这栋始建于伪满时期的二层砖楼，最初属于日本信永小学。几经历史变迁，最终定格为齐铁五中，成为我们求知问道的殿堂。教学楼的主楼巍然屹立，朝向东方，两侧翼楼如舒展的羽翼向西延伸，俯瞰呈“凵”字形，宛如小舟承载了每位师生。外墙是经典的米黄色，虽不华丽，却也庄重典雅。办公室集中分布在主楼二楼，教室则主要排布在两侧的翼楼。每间教室都有朝南的四扇高大窗户，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教室的每一个角落。苔痕般绿漆已经剥落，露出窗框上皴裂的纹理，为大楼增添了几分沧桑美感。

教室里依然铺着七十年前的木地板，一楼地板下方是一个地下室。在寒冷的东北，有了地下室，一楼就更容易保持温暖干燥。地下室的另一个主要用途是铺设各种水电管道，贯穿了整栋大楼。除非需要检修，平时几乎没人会进入地下室。

随着时间的流逝，地板有些地方已腐烂开裂，有时铅笔掉在地上会直接从缝隙落入地下室。我所在的教室的后方角落，地板上有一个盖板，打开就可以通向地下室。盖板平时被桌椅压住了，老师都不一定知道它的存在，但学生们早就研究明白了如何利用这个入口取回掉落的文具。地下室的高度有限，成年人无法站直，当时我个子小，在某些地方也得弯腰才能通过。

记得有一次，我们帮生物实验室打扫卫生，老师让我们把一副已经破损的人体骨骼模型打包扔掉。我突然就来了坏主意，把模型拖到了地下室，然后在另一个班级地板上找了处裂缝，把模型的手骨伸了出去。不一会上面就传来了一片吱哇乱叫。

每年元旦，学校都会组织新年聚会。同学们带着好吃的，在教室里围坐一圈，一边吃一边欣赏其他同学表演的节目。吃的只有瓜子、苹果、桔子等零食，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然而，零食虽好吃，之后的打扫卫生却是一项苦差事。每次聚会结束，教室都是一地狼籍。有一次恰好由我负责清理垃圾，看着堆积如山的果壳纸屑，我灵机一动，拉开地下室盖板，将垃圾一股脑推了进去。老师出去转了一圈的功夫，回来发现垃圾都没了，不得不带着疑惑投来赞许的目光。

花池​

初中生活给我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印记”（物理上的）。

教学楼前，正门两侧有几处花池，花池外围着一圈铁质护栏，大约到我膝盖那么高。护栏比较简陋，只是被焊在一起的铁条，竖直方向的铁条每根之间大约间隔一尺左右，顶端略微尖锐，但算不上锋利。当时的我完全意识到它的潜在危险，反而把护栏当成了“梅花桩”，踩在它的尖上走来走去，有时也会在护栏里外跳来跳去。

一天，我为了抄近路回教室，打算从护栏上跳过，直接穿过花池。但那天刚下了雨，地面湿滑，意外发生了——我摔倒在了护栏另一侧。尝试起身时，左侧大腿传来剧痛，我竟然完全无法站起来了。旁边的同学发现我的裤子已经被血水染红，吓得手忙脚乱地把我抬到医院。

当年的东北治安混乱，时常有小流氓斗殴。医生见惯了刀棍外伤的病人，对我根本不当回事。把我安排进门诊手术室，然后就没人管了。当时几名同学都急得不得了，催促了医生好几次。而我则强装镇定，对同学说只是小伤，根本不要紧。医生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来，结果麻药都没有，直接把消毒液喷在了我的伤口上，然后揪起腿上的皮肤就开始缝线。尽管每一个步骤都带来钻心的疼痛，但我不想在同学面前丢脸，咬紧牙关，才总算没哭出来。医生草草处理后就打发我回家了。

老爸多少了解一点医学常识，到家后得知我没有打过破伤风疫苗，赶紧再次把我送到医院打疫苗，又折腾了一趟，才算把伤口完全处理好。

事后，我发现左大腿内侧少了一块肉，肯定是被护栏的尖头刮掉了。回想起来，十分后怕：幸好没有扎到更重要的部位，否则也许就残疾，甚至没命了。

因为腿上少了一块肉，又被强行缝合在一起，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左腿无法完全伸直，只能拄着拐杖走路。后来可以自己走路了，也还是一瘸一拐的。我当时相当沮丧，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瘸了。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尽管腿上至今仍然留有一个大坑，但只要穿上裤子就看不出来曾经受过的伤了 :)

落叶​

教学楼坐落于学校的最北端，正对着校园大门。教学楼南侧是操场，再南边是一处葡萄园。葡萄园面积不小，每年都能产出数量可观的葡萄。学校为此还专门在靠近大路一侧建了售货亭，销售自产的葡萄。然而，齐齐哈尔的冬天过于寒冷，气温动辄零下三十几度，学校的葡萄无法耐受这样的严寒。于是每年秋天，学校都会把葡萄藤埋入地下，再在上面盖上半米厚的树叶以保暖，这样葡萄才能安全过冬。

收树叶的工作就落在了我们学生身上。每年国庆节都是我们收树叶的日子。小时候的天气似乎比现在更冷，九月底，夜间气温就已降至零下了，经常扒开树叶，发现下面都是冰。

我算是比较勤快的，干活一点不偷懒。不过我当时既没有搬运设备，也没有趁手的工具，只能在学校附近徒手跟其他同学争夺为数不多的落叶，效率十分低下。有些同学家里有“倒骑驴”和耙子，他们可以去更远的落叶堆积丰富的地方收集，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学校给每个同学都定了指标，是十还是二十麻袋的树叶，具体数字我已记不清了。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是会被批评的。作为劳动的奖赏，每个学生会分得半斤小葡萄。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已经是非常丰厚的回报了。

看见窗外的红叶，我又回想起了小时候劳动的情景。转眼间，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或许是对过往的怀念吧，我在自家院子里也种了几株葡萄。是新培育出的耐寒品种，不需要任何照料就能安然越冬。然而，葡萄我却是吃不到的，因为松鼠总能抢先一步，只留给我一地的葡萄皮。收拾树叶依然是每年固定的工作，当我清理草坪的时候，儿子总要陪在一旁，要么在堆积的落叶上打滚，要么把我收集好的树叶再吹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去。

最近，我才知道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优美情诗，竟然出自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手（也要感谢翻译者的二次创作）。最初见到这些诗句时，还以为是当代文青所作，万万没想到作者竟是三百多年前的一位职业僧侣。后来细读他的作品，才惊奇发现这位前朝和尚为当代流行歌曲所做的贡献。以下摘抄了一些他的诗句：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乞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我问佛：如果遇到了可以爱的人，却又怕不能把握该怎么办？ 佛曰：留人间多少爱，迎浮世千重变。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

偶然的相遇，暮然的回首，注定彼此的一生，只为眼光交汇的刹那。

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我不是普渡众生的佛，我来寻我今生的情。

还有一首诗的作者存在争议，但却是网上流传最广的一首：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仓央嘉措年轻时并未受戒，生活洒脱风流，去拉萨赴任的路上也是带着女友随行，后来更是自称“雪域最美的情郎”。然而，由于背负达赖的身份，十八岁那年，他不得不接受沙弥戒（包括戒色）。因此，他的作品中既有情欲与职责的纠结，也融入了佛法与爱意的缠绵。

若仓央嘉措能够多活几年，我们或许还能看到更多动人的诗篇。遗憾的是，在他 24 岁那年，他的后台，西藏实权控制者桑结嘉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也牵连了仓央嘉措。在押送北京的途中，仓央嘉措不幸暴毙，令人惋惜。

我依旧每天给儿子讲述中国历史。每次，我都会提前学习一遍，然后在他睡觉前，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他听。

中国的史书几乎都是讲述王侯将相的，很少有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记录。只有偶尔出土的一些文书，才能看到普通人的身影。最近，我看了一些敦煌藏经洞整理出来的文献，尤其是几篇唐代的离婚文书，才发现唐代的婚姻制度与我之前的想象大不相同。女性并非男性的附庸，更不是私人财产。夫妻间好聚好散似乎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唐朝，果然文学鼎盛的时代，连离婚书都措辞优美，格律严谨。

那时的离婚文书已经有了固定格式。一般开篇先描绘一个宏大的意境，说夫妻之缘本为天定，例如：

盖闻夫妇之礼，是宿世之因。累劫共修，今得缘会。

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代结缘，始配今生夫妇。

三代修因，见存眷属。

接下来则是描写理想中的夫妻生活：

盖以伉俪情深，夫妇义重，幽怀合卺之欢，欢念同牢之乐。

夫妻相对，怀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

一从结契，要尽百年。如水如鱼，同欢终日。生男满十，并受公卿。生女柔容，温和内外。奉上有谦恭之道，恤下无党无偏。家饶不尽之财，妯娌长延之庆。

男阳女阴，纳婚于六礼之下。理贵恩义深极，贪爱因浓。生前相守白头，死后同于黄土。

接着，话锋一转，控诉现实中的不如意，导致分手的原因：

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

三年有怨，则来作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眅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何期二情称怨，互角争多，无秦晋之同欢，有参辰之别恨。

今则夫妇无良，便作互逆之意。不敬翁家，不敬夫主，不事六亲眷属。污辱宗门，连累兄弟父母。前世修因不全，弟互各不和睦。

接下来是核心主题，分手：

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会及诸亲，各迁本道。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俱一别。

近再会两家亲眷，不要谤地怨天，莫道八卦无合，五行相克，盖是前因不遂，今世相逢，覆水难收，干沙不合。

有些离婚文书还谈及了分手后的赡养费，按当时的行情，通常是三年的生活费：

惣不耳三年衣粮，自后更不许再来互相搅乱。千万永辞，布施双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

最后是互道祝福：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夫觅上封，千世同欢。妇骋豪宋，鸳鸯为伴。自后夫则任娶贤失，同牢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之奉。

麻州在大选的同时，也对几项议题进行了公投。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关于高中毕业是否必须通过州里的联考的议题。美国学校的考试本就不多，每年最重要的考试可能就是州里的联考了。初中阶段的考试内容仅有数学和语文，高中会再增加一些学科。公投结果不出所料，取消了联考作为毕业标准，也就是说，以后高中不再以学业成绩作为毕业标准了，即使考零分也可以拿到毕业证。

我小时候恨死了考试，因为学习不好，每次考完试都会被爹妈收拾。时间一长，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遇到考试就祈祷学校能发生火灾，把考卷都烧了。可惜，我从来也没如愿过。当时觉得学习可真难啊，全都是不知所谓的课文和莫名其妙的公式。

等离开学校走入社会才发现，学习和考试居然是能够改变人生的最可靠、最简单的途径。因为考试是一个客观的、量化的评价体系。你多付出几份努力，就能多得几分。相对来说，我们自己对于最终结果有更大的掌控权。底层穷人能真正掌控事情太少太少了，“多付出点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种好事今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

中国的高考，虽然很多人诟病，认为只是培养了小镇做题家。但是不可否认，它确实曾经让无数的农民子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从而实现了阶级跃迁。假如没有考试，进入高校的壁垒不会消失，只会换一种形式。比如，艺术修养如何、竞赛成绩如何、是否游历过海外、有没有专家介绍、有没有领导推荐等等。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些用金钱、人脉、权力堆砌的壁垒才是真的高不可攀的，一旦生在贫困家庭，这辈子就别再想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