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用于写文章的时间远没有去年多，因为本职工作有点忙。这两年就业形势不乐观啊，虽然我还没有被裁，但也明显在公司的几轮裁员中感受到了压力。我也只好在工作的时候更卖力一点，免得被公司优化了。

不过，我的这些业余项目也还是有些进展的。在 ChatGPT 的帮助下，我把整本 LabVIEW 书都翻译成英文了。本来计划，要再人工校对修改一遍的，可是也一直没精力弄。虽然英文版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它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中文版的了。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我把书籍的网站建在了境外，国内的搜索引擎根本不对其索引。真正能搜索到这本书的也就是 Google，而 Google 国内又不能用，以至于这本书更多的是被英语用户搜索到了。

后来写的 Python 编程的书，主体内容也都已经完备了。书里的内容，多的是我在学习 Python 过程中的笔记。最近在教儿子学习编程，我同时根据儿子学习过程中的反馈，调整书里的一些内容，让它更适合给初学者使用。

最近还打算写一篇回忆文章。两年前回家乡一趟，就想写一些回忆录，可是又感觉不好写：一个普通百姓，又没有什么壮举，把过往写出来也不过是平淡的流水账。所以嘛，优先级极低，就等着啥时候突然来了兴致写两句。

在关注今年的高考过程中，我比较了一下当前国内受欢迎的大学和专业与我当年的情况。出乎我预料的是，受欢迎的专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可能主要归因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热门行业的不断更迭，进而影响了学生们的选择取向。

回想我当年考大学时，学校是老爸给选的，而专业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完全根据个人兴趣选择的专业，并未考虑市场需求。我的第一志愿是建筑学，因为我当时热衷于绘图和建筑设计。当学校录取分数线公布后，我发现自己高出几十分，以为稳操胜券了，于是开始利用暑假苦练素描等基本功。然而，最终还是未能被建筑系录取。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建筑学是我们学校当时最受欢迎的专业，没有之一。只有考到前一两名的同学才有把握被录取。建筑师梦想破灭后，我只好转向去做了码农。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几年由于房地产行业低迷，建筑学竟成了我们学校的垫底专业。录取的多是其他专业落榜后被调剂来的学生。当年一些极其热门的专业，如金融等，的热度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业的受欢迎度大大提升，比如计算机、软件等。

相较于专业热度的剧烈波动，学校的热度变化却相对稳定，毕竟，在大学中，先发优势是极其重要的。从这点来说，如果能去名牌大学，选学校比选专业对将来发展的潜在影响可能更大。当然，这仅限于牌子最响亮的那几所学校，其它的学校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学校的起伏，需要在几十年的尺度上来观察。对学校热度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其所在城市的发展状况。总体而言，如果所在城市蒸蒸日上，学校也会跟着进步；反之，学校也会随城市衰退。在我上中学的年代，周围的人都觉得南开、天大与复旦、上交是同一档次的，因为当时天津是全国排名第三的城市，与上海差距不大。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天津徒有直辖市之名，吸引力恐怕不及南京、杭州等城市。因此，南开、天大也失去了往日光环。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兰州大学的衰落。反过来，深圳、苏州等城市本来是没有太好的学校的，因为经济发达，不但促进了原有的大学的快速进步，还可以进一步把其它一些顶尖学校吸引过来。

另一个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国家政策。这些年来，国家实施了985、211、双一流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决定了学校能获得多少政府支持，也影响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因为许多企业或政府部门在招聘时都会设置 985、211 等学历门槛。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学校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一些原本差距不大的学校，因未能进入 985 或 211 行列，逐渐与入围学校拉开了差距。

可以预见，这种趋势在未来还会继续。虽然难以预料国家是否会推出新的教育工程，但城市的发展态势相对易于估计，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将会越来越好。对这一切最好的度量，说的庸俗一点是“钱”；说文雅点，在众多指标中，对学校未来发展影响最大，又容易量化的指标是学校的年度预算和人均预算。毕竟，国家支持也好，地方支持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在资金上。我找到了一张今年各高校预算的表格，预算每年都会调整，需要每年参考新的数据。那些长期资金充足的学校必然会越来越好；反之，资金匮乏的学校则可能逐渐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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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一些城市已开始试运行自动驾驶出租车。尽管目前的技术尚未成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司机，但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确。可以预见，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人类司机将会面临大规模失业的风险。AI 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可是那些失去工作的司机们能够顺利切换到新的岗位上吗？

之前，人们最担心的还只有大语言模型可能会替代的工作岗位。才过了一年，关注点又增加了驾驶相关的工作。事实上，如果将这一趋势稍加推广，我们会发现操作大多数类型的机器所需的技能与驾驶汽车相差无几。如果人工智能能够驾驶汽车，那么它也有可能操作其他机器。

这一轮 AI 技术革命势必会波及众多行业，包括但不限于：教师、秘书、翻译、画师、医生、律师、各类驾驶员......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常常被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所吸引。有些历史事件似乎印证了“天命所归”的说法，比如汉光武帝刘秀遇到的流星，或是明成祖朱棣遇到的风沙。这种现象在当代也有体现，例如最近懂王遇刺事件引发的讨论。

而普通百姓在历史叙事中往往被忽视。但实际上，每一次社会进步都以大量底层群体被淘汰为代价的。虽然无奈，但生产关系的进步永远落后于生产力的进步。技术革新往往使少数人更容易集中财富，反而导致多数人更加贫困，甚至更为悲惨的结局。

从学校教育开始，我们就反复学习马克思的理论。我认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尤其是他的核心主张：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我赞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对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持保留态度。马克思高估了无产阶级，或者说高估了人性。历史表明，还没有哪个无产阶级政权在取得绝对权力后不背叛无产阶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起义并无本质区别。

我支持受压迫者进行反抗，但如何确保反抗成功后，被压迫者不会成为新的压迫者？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相比马克思，我更钦佩那些有能力却愿意分权的统治者，以及那些愿意回馈社会的富豪。他们的行为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技术进步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思路。

在图书馆尘封的典籍中发现那盏铜灯时，我正为我的数论课程论文绞尽脑汁。青烟翻涌间，一个紫青色的身影缓缓凝聚，我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数学逻辑与神话法则的史诗级交锋。

“说出你的三个愿望，凡人。”
灯神的声音仿佛处于量子叠加态，既遥远又清晰，既庄严又缥缈。

第一愿​

“请为每个素数 p 赋予一个大于 1 且小于 p 的整数因子。”

话音未落，数学世界的基石轰然坍塌。素数不再不可分割，数论大厦随之倾覆。RSA 加密体系顷刻间化为乌有，因为它赖以生存的素数分解难题不复存在。黎曼猜想在复平面上变得毫无意义，素数分布的奥秘随之湮灭。欧拉在天国叹息，目睹自己毕生构筑的数学殿堂灰飞烟灭。

第二愿​

“建立一个同时满足完备性与自洽性的形式系统。”

灯神的身影微微颤抖，第一次流露出犹豫：“这违背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基本原理……”

“执行！”我打断了他的劝诫。

刹那间，整个数学世界陷入混沌。所有数学命题同时处于“真”与“假”的叠加态，逻辑体系彻底崩溃。策梅洛-弗兰克尔集合论在自指悖论的漩涡中瓦解，数学的地基摇摇欲坠。甚至连皮亚诺公理都失去了确定性，自然数的概念变得模糊而虚无。

第三愿​

“我希望再获得三个愿望。”

这个看似无害的递归请求，却引发了无法逆转的灾难。灯神的身影开始剧烈闪烁、分裂，最终化为无数不稳定的副本，周围回响着刺耳的系统警告：

“错误！愿望队列溢出……”

当我追加到第 $2^{16}$ 个愿望时，我瞥见伽罗瓦在另一个维度中愤怒地撕毁了他的群论手稿。而费马的幽灵开始在非欧几何的扭曲空间中追捕着我 - 我毁掉了所有能让他写下证明的页边空白。

如今，我藏身于黎曼流形的奇点，聆听着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无理数奏响的挽歌。或许，数学真正的美恰恰在于它的不完备性和局限性 — 这些看似的缺陷，反倒成为体系自洽的关键。

倘若你在四维流形的无尽曲面中，偶遇那具依旧紧抱《数学原理》的骸骨，请用那不完备的语言，为我刻下墓志铭：

“此处安息着一位妄图穷尽数学边界的狂徒，
他的愿望最终成真，
于是数学归于虚无。”

这个月是中国高考的月份。高考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很多年没有关注过了。尽管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高考极其重要，堪称决定命运的时刻。时过境迁，如今的高考，其意义或许已难与当年同日而语。不过，随着儿子年龄渐长，我又开始重新关注起高考。我同龄人中，很多人的孩子已经进入大学了，我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儿子的未来。

我这个年纪回顾高考，肯定不会再考虑题目或者分数之类的具体内容了，想的更多的是它对个人的深远影响。

如果将社会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级，那便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血缘。我不否认确实有人白手起家进入上流社会，也有钟鸣鼎食之家走向没落，但这样的比例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阶级在出生时就已经基本确定。

无产阶级内部若再细分，可将其中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归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衣食无忧，还能经常休假、购买奢侈品，甚至培养一些既烧钱又耗时的兴趣爱好，如摄影、旅游等。他们的生活质量其实相当不错。但本质上，他们与低收入者同属无产阶级，彼此间并无太深的护城河。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转换相当频繁：中产向上发展极难，向下跌落却很容易。这或许就是“中产焦虑”的本质所在。

我个人认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掌握“规则制定权”。当然，有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层级也千差万别。位高权重者，如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其决策足以影响亿万民众的生活轨迹；权力范围稍小者，如大型企业高管，其管理决策亦能左右成千上万员工的工作模式与生计。有产阶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调整政策、塑造制度环境，为其后代继承权力和资源铺平道路，从而将优势固化在家族或特定小团体内部。

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的最主要区别体现在选择权的多少上。中产阶级虽然无法改变社会，但通常拥有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职业方向，有机会跳槽至薪酬更高的企业，有能力选择在更宜居的城市生活，甚至部分人能够选择在不同国家寻求发展。而底层民众，其生活目标往往聚焦于“生存”本身，大多数人难以进行长远规划和多元选择，更多的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前行。然而，中产阶级的选择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优渥的生活，却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中产父母可以竭力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比如选择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购买优质学区房，但这仅仅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子女未来能否维系甚至提升现有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其自身的努力和机遇。

回溯历史，在我老爸上大学的年代，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仅有寥寥数万人。等到我上大学的年代，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已增至数十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然是凤毛麟角。那时候，进入一所正经大学，几乎等同于预订了一份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从而稳稳迈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当时，区分中产与下层，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就是这一纸文凭。穷人家的孩子若能高考成功，便可一跃成为中产精英；而中产家庭的子女若在高考中失利，一旦失去父母的荫庇，则可能有跌落至社会底层的风险。

我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生规划，也完全意识不到高考对于改变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如果当时能有现在的认知水平，我的学习态度肯定会大不相同。当然，现在高考的意义可能又有所不同了。如今年轻人口数量锐减，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却已超过千万。社会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中产职位，仅凭大学文凭已无法保证一个人能够进入中产阶级。年轻人想找一份好工作，越来越依赖大学之外的资源，比如父母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等。

在探讨阶层与资源分配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点：判定一个家庭是否属于有产阶级，核心在于其对财产的实际可支配性。现代社会的一大发明是将资源的所有权、分配权与使用权剥离开来。例如，某些制度设计中，土地等生产资料名义上归“人民”或“集体”所有，但其分配权与使用权却高度集中在少数特定人群手中。此时，“所有权”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一纸空文。同理，一些身处关键岗位的小领导，虽然理论上仅拥有政策的执行权，但由于享有高度灵活的自主裁量权和对规则的解释权，因此实际上也拥有了部分规则制定权，也应视为有产阶级。

最近，我陆续观看了腾讯与 Netflix 出品的两部《三体》电视剧。这让我重新回忆起多年前阅读刘慈欣先生原著时的感受。作为一个对“科”学部分格外偏爱的科幻读者，我对“幻”想部分反倒兴趣不大。我记得当时非常喜欢小说的第一部，而到了第三部，故事越来越天马行空，因此在刚读到开头便选择了放弃。时至今日，第一部的部分情节我仍记得大致脉络，后两部则几乎毫无印象了。

这次通过电视剧重温了《三体》故事，也翻阅了不少评论，促使我想从几个特别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思考。

首先，不知道为什么作者要设定三体人思维透明，不懂得欺骗。不过，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欺骗几乎是演化博弈的必然产物。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就指出，在演化博弈中，“骗子”普遍存在，并常常能够占据优势地位。很难想象在进化中胜出的智慧物种不懂得欺骗。当然，作为文学创作，这样的设定并非不可接受。更值得探讨的是作品内部设定的自洽性问题。例如，这些思维透明的三体人中，依然出现了背叛其母星文明的个体；而不擅欺诈的三体文明，在策划针对人类的行动时，首选的策略却是通过智子工程来干扰、蒙蔽和欺骗人类。这种前后行为与基础设定的矛盾，削弱了故事的可信度。

行文至此，我想暂时跳出电视剧情，反思一下我对于“欺骗”这一概念的认识。我自幼接受的是“诚实为本”的教育，对谎言本能地反感。即便进入社会后，目睹谎言无处不在，也一直对此类行为持强烈负面评价。尤其对于政府的一些拙劣谎言，十分愤慨。然而，当我逐渐认识到，欺骗是生物进化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策略之后，我知道，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欺骗”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了。再之后，读到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又帮我从更宏观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欺骗”的社会功能。

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尼安德特人的身体素质远高于智人，其智力水平很可能也高于当时的智人。然而，结局却是我们的祖先，智人，消灭了尼安德特人。赫拉利指出：智人取胜的关键在于发展出了虚构事实的能力。比如“国家”、“公司”等名词，并没有对应的实质物体，它们都是人类虚构出来的。正是这种强大的“虚构”能力，使得智人能够构建并维护远超血缘关系的庞大社群，实现高效协作。尼安德特人或许能维持几十人的族群，而智人则能轻易组织起成百上千乃至数百万、数亿人的共同体，为了共同的“虚构目标”（如信仰、国家、民族等）而奋斗，这在物种竞争中无疑占据了绝对优势。

“虚构事实”的力量，在人类内部竞争中同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不乏通过谎言取胜的例子：两军对垒，一方将领比较坦诚，跟大家说：“此战凶险，多数人将殒命沙场，幸存者也可能伤残”，结果往往兵无斗志。而另一方将领编瞎话说“我们为荣誉而战，生者加官进爵，死者封妻荫子、流芳百世！”，即便这可能与现实可能相去甚远，却反而更能鼓舞士气，甚至扭转战局。推及现代商业社会，类似的情景也屡见不鲜。比如许多创业者，凭借夸大甚至虚构的蓝图吸引员工、打动投资人，最终汇聚了人力与资本，有时竟也真能将最初的画饼变成现实。

由此观之，“虚构”乃至“欺骗”，并非只是品德败坏的表现。它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工具，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如果哪天你再听到有人说：“诚信是立身之本，守信是兴国之基。” - 那么你也许可以理解，这只是他们不得不说的谎言。

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虽然没有多少话语权，但理性理解“欺骗”的本质，依然至关重要。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乱世之中，你是一个贫苦的农民，有起义军前来寻求你的支持。他们会向你描绘一个“理想天国” -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甚至他们当时就会把地主的一些土地分给你。然而你必须意识到，他们在说谎。这并不是由他们的人品决定的，并不是换一些人来就会说实话了。相反，他们说谎是物竞天择的必然，是人性决定的。那些诚实的个体早就被淘汰了，根本没资格坐在领导席上。你若你轻信了他们，帮他们彻底消灭了敌人，那么他们转过头就会把分给你的土地再收回去。

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底层群体，我们并非全无对策。我们的最优策略就是：不要轻信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承诺，而应致力于维护一个“多方竞争”的格局，确保我们始终拥有选择权。举个更现实的例子：如果一个政客拉票时说他将代表你的利益，请记住，他在说谎。而你唯一能迫使他兑现承诺的方法，是不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只有当你真正有能力将他选下台时，他才会切实考虑你的利益。

回到电视剧本身，作为曾经在工业测量领域工作的程序员，我对于剧情中在这些领域的设定特别敏感。比如，第二个让我觉得不太合理之处是：测定信号源的位置 - 三体人应该不需要等待地球的回答就可以定位地球（包括方向和距离）。我们对一般星体的定位精度较低，因为星体发出的是无规律噪音信号，没有时间信息可以利用。但对于有规律的通信信号，可以通过时差信息，在接收到信号的同时就进行定位。或许有人认为星际信号传递误差会很大，但据我对这一领域的了解，这种定位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更精准。宇宙中，因为恒星分布稀疏，定位精度达到 10%（即有效数字小数点后一位）就足够了。举个例子，比邻星距离我们4光年，测得信号源距离我们2光年或6光年，都可以确定信号来源就是比邻星。不过，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可以轻松实现小数点后 10 位以上的测量精度。比如，目前测量光速的精度可以达到 0.1 毫米/秒的级别，测量地月距离也可以实时动态地达到毫米级别。这些测量难度比定位比邻星发来的信号要难得多。

另一个不合理设定是把个人当做逻辑门的人肉计算机。逻辑门必须由机械或电路构成，而不是人体，这是有其底层原因的。即便人能一秒举牌十万次也不能改变其底层逻辑。大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结构，思维过程很可能还涉及量子效应。但我们就把它大幅简化一下吧，把大脑当成一个由十亿个逻辑门构成的复杂机器。如果这些逻辑门最后只能当一个逻辑门使用，那么它不仅白长了，反而还会因为额外的开销，而远不如直接用机械逻辑门进行运算高效。这就是人肉计算机低效的本质原因。

人肉计算机这个设定不禁让我联想到，曾几何时，有人倡导我们做革命的螺丝钉，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这种底层安心做螺丝钉的社会或许稳定，但却极其低效，一旦遇到竞争便会失败。只有把人当“人”而不是零件的社会才有竞争力，才会取得最终胜利。

儿子最近写了一篇作文，比较了他的童年生活和我的童年生活。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学校里我也写过类似的作文。那时候写作文要有一个“正能量”的主题，要体现国家的进步。但无论怎么说，我的童年与父母的童年相比，都无疑是幸福的，毕竟他们的童年是经历过饥荒和动乱的。而这些灾难对我来说，就只是书本中记载的文字了。

然而，与儿子的童年一比，我的童年就显得非常贫瘠了：吃的只有粗茶淡饭、娱乐只有一台收音机。那时后，一把小提琴、一双冰鞋，都是我无法触及的梦想。如今，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孩子的任何合理愿望，似乎都可以轻易实现。他想要探索的领域，无论是艺术、体育还是科学，我和老婆都会不遗余力的提供装备、聘请教练。现在唯一缺乏的却是孩子的学习欲望。看着儿子的状态，我难免会有些担忧：等他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那时候他的生活水品会不会更上一层？还是反而会倒退呢？

最近这两年 AI 在文字和图像创作方面被讨论的非常多，相对来说，对于音乐的创作热度小一些。音乐包含的信息量远少于图像，AI 创作音乐会更轻松。实际上，网上能找到很多 AI 音乐创作的应用，就连贝多芬未完成的乐章都已经被 AI 续写好了。我自己尝试过几个网站，生成的音乐、歌曲算不上经验吧，但确实不难听，个人觉得超过了人类作曲家的平均水平。

但是音乐创作很难用来评价一个 AI 模型的好坏，因为它实在是太主观了，不容易建立客观的评价标准。文字或是图形创作都可以设立一些客观标准，比如，一些问题是有固定答案的、图像必须符合真实事物的构造。但音乐客观标准太不明确了，很多人觉得好听的音乐，在另一些人耳中都是噪音。

原计划是每翻译一段，就立即进行人工修正。然而，我后来发现人工校对实在是太耗时了。由于我的闲暇时间有限，若要认真地逐字逐句进行修改，估计整个过程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决定暂时跳过人工校对这一步，先使用机器将其全部翻译成英文，日后再逐步进行优化。

我主要采用了 ChatGPT 进行翻译工作，并且也试验了其他几种大型语言模型。经过比对，ChatGPT 的翻译效果是最佳的。尽管如此，ChatGPT 也并不完美：阅读几行后，仍然能发现其翻译的内容与真人撰写的有所不同。它最明显的不足之处包括错误地翻译了一些专有名词，例如，LabVIEW 中的许多术语，比如 tool palette 等都被错误翻译了；此外，其用词偏好和写作风格也与真人不同。比如，“instrumental” 这个单词在平常几乎不会使用，但在 ChatGPT 的翻译中却频繁出现。我推测，这可能是因为 LabVIEW 与 “instrument” 高度相关，而 “instrument” 又与 “instrumental” 有关联，所以模型可能误以为 LabVIEW 相关文章就应当多使用 “instrumental”。

但无论如何，ChatGPT 的翻译效果已经远超以往所有的专业翻译模型。在大型语言模型兴起之前，谷歌翻译被认为是效果最佳的翻译工具，即便如此，其翻译内容仍然基本无法直接使用。现在，ChatGPT 已经可以当作一个相当靠谱的翻译工具了。

最近在群里看到很多人关于中国股市大跌的小视频。我于是查了一下上证指数，好像也没跌多少嘛，才跌了几百点而已。要知道，上证指数最高点是在 6124 点，这次大跌之前，指数也只有三千多点，可想而知，上证历史上是有过几千点的大跌的。不同的是，现在是自媒体爆炸的时代，大家都喜欢用夸张的表达方式来吸引眼球。

既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回顾了一下自己的炒股历史，记录下来。

我是在大约 2000 年的时候开始进入股市的。那时候刚步入职场，收入还行。单身的我没有什么开销，很快就积攒了一笔小钱。我就想，如果将这笔钱用于投资，或许会产生额外的收入。

当时，身边的同事们都在热议炒股，我也决定尝试一下。恰好，我工作的地点极其方便炒股。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一座高层写字楼内，一楼有两家银行，二楼是一家证券公司。当时，证券交易刚刚开通了网络交易功能，我甚至不用离开办工桌就能完成买卖操作。但是，转账功能还无法在网上进行。于是我就会趁工作间隙溜到一楼银行取了钱，再跑到二楼证券公司存入，然后购买股票。

最初对股票完全不懂，买啥呢，那就听专家的吧。我阅读了众多网站、论坛上专家们的意见，精心挑选了几只股票。然而，不幸的是，我重仓的那只股票，自从买入后便一蹶不振，经过漫长的阴跌之后，最终退市，让我血本无归。在这支股票上亏损的一万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算是笔“巨款”了。我以极其惨重的代价学到了股市中的第一课。总结经历，有两点教训：

首先，一定要跑得快，切勿心存侥幸。我调整了自己的期望，也不求赚大钱了，只要别亏就好。所以可以踏空，但不能被套，有任何风吹草动一定要先跑掉。

其次，我逐渐意识到中国股市不是用来投资的，这就是个庄家开的赌场。市面上看到的任何消息、数据都可能是庄家故意给你看的，不可轻信。

在第一次投资失败后，我改变了策略。我卖掉了个股，转而买入基金。面对海量真真假假的各种信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研究每只股票了。而那些历史业绩一直比较好的基金，再怎么说，也会比我们散户更了解内部消息的，还是交给他们来选股吧。就这样，我陆陆续续把攒的钱投入了几个业绩不错的基金里。

到 2007 年，股市突然开始起飞，我基金账户里的资产也跟着水涨船高。然而这时我却开始有些恐慌了，就怕它突然跌回原形。

一天在街上闲逛时候，看到一个地摊在卖书，就随手拿了一本股票相关的书。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力，以至于我完全不记得书名了，但我至今对书中的两段内容记忆犹新。第一段是它虚构了一个庄家炒作股票的案例。大致的内容是说某化肥公司，突然发现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具有治疗癌症的特效。然后开始专家论证、实验一期、二期、三期，不断放出各种好消息。于是股价飞涨，韭菜被引诱入局，庄家则趁机出货。最后自然是其对癌症毫无疗效，股价打回原形。我当时反正不想买个股了，这个故事也就当笑话看了。谁知道几年之后，有个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一支啤酒厂的股票，说是他们发现酿酒的某个产物可以用作乙肝疫苗，等疫苗上市，股价必然大涨。当时我就想，这股市还真是个笑话啊。

我还记得的第二段内容，介绍了如何打新股，同时计算了打新股的收益。打新股收益不算很高，但在当时风险极低。于是，我就清空了所有基金，专门打新股。牛市期间，再加上当时创业板刚刚开启，新股发行极其密集，资金基本不会闲置。当时新股普遍受到追捧，打新股的收益远超了我的预期。不过，更重要的是它让我躲过了后续的大跌。2007 年底，股市突然掉头向下，所幸我没有任何持仓，躲过一劫。

熊市来临，新股上市被暂停，反正我也没钱打新股了。那年我结了婚，于是把钱都取出来买了房。因为没有贷款，之后很快又逐渐攒了一些存款。等股市跌的差不多了，我又开始陆陆续续买入基金。这时候都不需要转钱到证券公司了，在网上银行就可以直接购买开放式基金。

2012 年，我搬家到了美国，但当时大部分的资金仍然还是在国内基金账户里。到 2015 年的时候，股市再次起飞，俨然就是 2007 年的翻版。我也摩拳擦掌，准备再赚一笔，于是那段时间经常关注股市走向和账户的市值。老婆每次检查我的账户，就会说：已经赚了不少了，你赶紧都卖了吧。而我也总会说，再等等。我本来预期它的走势会跟 2007 年比较像，涨上一年左右，创下新高。可惜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这次才涨了半年就开始掉头了。幸好我还记得之前的教训，立刻卖光所有基金，算是保住了胜利果实。

这次股市大跌之后，因为又要买房，我就把大部分的钱都转到了美国。当时国内对于换汇是非常宽松的，甚至都不需要去银行柜台，直接在网上银行操作就行。唯一的限制是每人每年5万美金的限额，但这不难，也没多少钱，找几个亲戚帮下忙就都换好了。国内的银行账户依然留了个零头，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在股市企稳后，还是买成了基金。

后来再攒的钱都投入了美国股市，也就没再关注中国的股市了。但我平时还是一直留意中国的新闻的。去年某一天，突然在新闻里看到政府要加强证券交易的监管，打击恶意做空。读到这里，我想了想，虽然持仓的基金没几个钱，也还是全都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