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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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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幻象

历史常被描绘为盛世与乱世的轮回,但细细探究便会发现,那些被载入史册的繁华,只属于统治者,而非百姓。譬如离我们最近的“康乾盛世”,不少学者却称之为“饥饿的盛世”。在那繁华的外表之下,百姓依旧饥寒交迫,真正应了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相比之下,我们所处的当下,已经算历史上百姓最幸福的时代了,至少目前,大多数人能够温饱无忧。我在庆幸之余,也不免会考虑,随着社会演进,未来几百年,平民生活会否再登新阶,抑或重归历史常态,继续在生死线上挣扎(或者用当下委婉的说法——“内卷”)?

两百多年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观察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尽管人类社会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取得了持续的技术进步,但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却始终在温饱线上徘徊。无论是原始的农业社会,还是工业革命初现曙光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似乎从未实现过质的飞跃,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这一观察,后来被总结为“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在其 1798 年出版的《人口论》中阐述了其核心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永远追不上人口的增长。他认为,当社会财富增加时,人们便会生育更多的孩子,新增的人口会迅速消耗掉多余的资源,最终将人均生活水平重新拉回到仅能糊口的水平。因此,在他看来,生产力的进步只会带来人口的增长,而非提升普罗大众的生活品质。

一个多世纪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从更本质的层面解释了这一现象:进化的真正主体并非生物个体,而是基因本身。进化总是朝着最有利于基因延续的方向推进,而我们每个生物个体,都只是基因为了在恶劣地球环境中生存而创造的"载体"。生命体之于基因,就好比宇航服,或者飞船之于宇航员,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内部的“乘客”(基因或宇航员)提供一个赖以生存的微观环境。基因并不关心载体的快乐与否,因为个体的幸福感与基因的繁衍成败关系不大。它的"目标"极为简单粗暴:增加载体的数量,而非提升载体的生活质量。

这种基因层面的"自私性"正是马尔萨斯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环境允许时,生物总是倾向于最大化繁殖,直到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人类虽然发展出了理性思维,但在基因程序的驱动下,这种繁殖冲动依然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之中。

挣脱宿命

这看起来似乎注定了人类——尤其是底层民众——永远无法挣脱内卷的宿命。然而,就在马尔萨斯提出这一悲观论调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却似乎奇迹般地偏离了他的预言。之后的两个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主要归功于两大历史性突破:工业革命与生育观念的转变。

首先,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以蒸汽机、纺织机和铁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使得财富的创造不再仅仅依赖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生产力首次以指数级增长,使得社会总财富的增长速度终于超越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为普通民众收入的持续提升提供了可能。在工业化国家,曾经遥不可及的富裕生活,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其次,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以及避孕措施的普及和家庭观念的转变,人们开始倾向于组建规模更小、质量更高的家庭。出生率随之显著下降,成功地为人口增长踩下了“刹车”。

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许多国家成功地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传统模式,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代模式,从而打破了“收入增加 -> 人口增长 -> 人均资源稀释”的恶性循环。至少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人民群众在满足温饱之后,有能力进一步改善生活,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乍看之下,我们似乎确实已经挣脱了马尔萨斯设下的古老陷阱。但我却并不乐观。尽管我们凭借科技进步和理性自觉暂时摆脱了传统的人口困境,但支撑这一陷阱的底层逻辑却并未消失。

基因的诅咒

首先要谈的,是人口增长的内在惯性。

基因并非全知全能的"设计师"。它未曾预料到,自己精心构建的生命载体竟然能够开发出"避孕"这一违背其根本利益的"漏洞"。然而,从进化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一“漏洞”恐怕难以长久存在。因为,持续维持低生育率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会在与鼓励生育的文化(例如某些宗教或族群)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随着代际更替,信奉后一种价值观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会逐渐上升,从而在宏观上拉高整体的生育水平。

放眼全球,真正成功跳脱马尔萨斯陷阱的,仍只是少数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与东亚。它们凭借工业化、城市化与教育普及,完成了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型。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依旧深陷传统的人口困境。

在发达地区,人们不仅自觉控制生育,甚至因社会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企,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社会中,底层民众更出现“躺平”现象——拒绝婚育,选择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洲诸国普遍维持在 4 至 6 的高生育率,远远超过人口替代水平。因此,部分地区的极低生育率,在全球人口的巨大基数和高生育率地区的强劲增长面前,根本无法扭转全球人口总趋势。整体而言,全球人口仍在快速膨胀,若延续当下趋势,至 2080 年总人口将突破百亿。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殖民体系客观上将欠发达地区锁定在全球经济的底端,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将人口压力与贫困固化在这些地区。同时,严格的边界控制也阻止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享受工业革命的果实。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国际法体系的完善,这种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已不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更为矛盾的是,当下的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再以武力消解人口压力,甚至连有效阻止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都举步维艰。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约束、国际法的限制,以及全球化下的深度依存,使它们在面对移民潮时显得力不从心。

长远来看,这种人口分化的格局难以维系。随着欠发达地区人口持续爆炸式增长,而发达地区的生育率不断走低,前者对后者的压力将愈演愈烈。无论合法移民还是非法迁徙,大量人口势必从高生育区向低生育区涌入。最终,发达国家也难在这股人口洪流中独善其身,其相对优势的生活水准与社会制度都可能遭受冲击。

归根结底,真正能够遏制人口增长的,或许就只有一个残酷的因素——资源的枯竭。

科技的悖论

与18世纪马尔萨斯所强调的土地与粮食不同,当代人类面临的资源约束更加复杂而严峻。化石能源、清洁水源、稀有矿产、可耕地面积,都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但其储量终究有限。

过去一个多世纪,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成功延缓了马尔萨斯陷阱。然而,这一模式如今正面临“双重挑战”:边际效应递减与收益分配失衡。

从边际效应来看,科技虽发展迅猛,但在满足底层民众最迫切的基本需求上已接近瓶颈。单位土地的产出极限使得粮食增产空间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科技发展的代价是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采与透支,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可能难以逆转的损害。气候变化引发极端天气频发与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冲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污染威胁人类健康与农业生产;土壤退化和荒漠化则不断压缩可耕地面积。这些环境恶化的后果,正在转化为沉重的经济代价——农业减产推高食品价格,极端天气毁坏基础设施,环境污染增加医疗负担,而生态系统功能的下降则直接制约着经济活动。

而在分配层面,当代技术进步,尤其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崛起,展现出明显的资本偏向。技术创造的巨额财富,往往集中于少数掌握核心技术与资本的精英阶层手中;与此同时,大量劳动者的岗位被机器取代,即使再培训也难以追上技术更迭的速度。社会财富总量虽然增加,但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以人工智能(AI)为例:AI 在科学研究、资源调度优化等方面蕴含着巨大潜力,可能成为解决某些困境的关键。从长远来看,它应该会为人类创造福祉,但是,它只会造福那时还没有被淘汰的人。AI 的确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却无法凭空创造新资源;相反,更高的效率往往加快了资源的消耗。从短期来看,AI 正在取代大批低端劳动岗位,使部分底层民众失去生计,生活更加艰难。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似乎正在重演马尔萨斯时代的困境:技术进步未能惠及广大民众,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再度出现脱节。

是星辰大海,还是深渊

我估计,在我有生之年,地球人口仍将不断增长,人均资源则会日益稀缺,被马尔萨斯陷阱笼罩的人口比例只会越来越大。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各种宗教都描绘过属于自己的“天堂”,在那里人人幸福安乐。然而,人类文明已经走过两千多年,却始终未曾看见这片“天堂”的影子。坦率地说,我并不相信这种完美世界会真正降临,因为它本身违背了进化的基本逻辑。

或许真正的出路,只能寄望于发现更广阔的资源。更明确地说,就是突破地球的局限,向星际空间扩展,从宇宙中获取新的能源与生存空间。也许人类还需要上千年,才能发展出支撑大规模星际移民的科技。而在那之前,经济增长极有可能再次被人口增长追赶甚至反超,绝大多数人仍难免回到温饱线边缘徘徊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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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赦免自己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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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拜登赦免了自己的儿子,这么明显的制度漏洞,为什么没有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三权分立失效了吗?”

我也兴冲冲地讨论了几句,结果不幸被封号。我在国内网站发帖一向谨慎,尽量不参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平时只是讨论技术或是讨论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一零年之前,我还没出国的时候,都不需要这么小心翼翼。)。这次也一样,为了避免误会,我还特别说明了,所有评论只针对美国,但仍然被封号。申诉后,得到的回复让我想起了那个经典的笑话:“你少来这套,我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了,你批评的谁我能看不出来?”

这是我对几个问题的个人看法,好不容易写了一大篇,不想它丢了,所以重新整理备份在这:

为什么拜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其实,拜登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他是依法赦免了自己的儿子。这条法律可能存在漏洞,也可能不够合理,但在美国,所有人,包括总统,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否则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什么才叫“凌驾于法律之上”?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总统没有赦免权,但总统依然让法官判自己儿子无罪; 或者总统操纵国会修宪,赋予自己本来没有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凌驾于法律之上”。
拜登的行为完美诠释了:“总统是靠不住的”。总统既然也是人,就无法摆脱人性的弱点: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因此,好的制度的核心在于限制权力,确保所有权力都能受到有效的制衡与监督。
“三权分立”正是为此而设计。试想,如果总统能随意罢免法官和议员,那么他必然会进一步影响法律的制定与裁决,进而凌驾于法律之上。

总统能否赦免自己?

这一点在美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存在争议。历史上,尼克松和克林顿在危机时都曾考虑过赦免自己,但最终选择放弃,因为多数法律学者认为宪法某些条款间接规定了:总统无权对自己行使赦免权。
我也倾向于认为,总统不能赦免自己。但最终,这一问题只有在得到法官的裁决后才能尘埃落定。

为什么其他两权未能制约总统?

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目标是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如种族屠杀、大清洗、饿死三千万等,但它并不能杜绝所有错误。
权力制衡的关键在于“均衡”。总统的赦免权存在争议,但这也只是美国制度上诸多漏洞之一。如果要求总统完全不会犯错,那必然意味着另外两权过大,造成新的问题。例如,韩国的司法权相对较强,可以保证把每任总统都送进监狱,但它也仍然没能彻底杜绝总统滥用权力。 假如总统真的老老实实服服贴贴了,那只能说明检察官失去了制约,成为了事实上的独裁者。
司法权本身也并非完美,法律有时也会出错。总统的赦免权,正是对司法权的一种制约:如果司法失衡,总统的赦免权有时能起到“纠偏”作用。历史上,林肯在南北战争后赦免了所有南方联盟士兵,避免了大规模的司法惩罚,拯救了无数生命。
因此,权力之间的制约,不能一味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是要在不失衡的前提下防止最坏的情况。

能否立法限制总统赦免直系亲属?

我个人非常赞同增加类似的限制。但这并非易事,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比如:如何界定“亲属”范围?如果禁止赦免亲属,是否也要禁止赦免“朋友”?那什么又算是朋友?极端情况下,比如内战爆发,总统的儿子作为叛军,是否可以被赦免?如果不能,而其他叛军都被赦免,唯独总统的儿子被判刑,这是否公平?
这些问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

最后强调一下:美国的制度一点都不完美,但它赋予了我批评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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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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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州在大选的同时,也对几项议题进行了公投。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关于高中毕业是否必须通过州里的联考的议题。美国学校的考试本就不多,每年最重要的考试可能就是州里的联考了。初中阶段的考试内容仅有数学和语文,高中会再增加一些学科。公投结果不出所料,取消了联考作为毕业标准,也就是说,以后高中不再以学业成绩作为毕业标准了,即使考零分也可以拿到毕业证。

我小时候恨死了考试,因为学习不好,每次考完试都会被爹妈收拾。时间一长,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遇到考试就祈祷学校能发生火灾,把考卷都烧了。可惜,我从来也没如愿过。当时觉得学习可真难啊,全都是不知所谓的课文和莫名其妙的公式。

等离开学校走入社会才发现,学习和考试居然是能够改变人生的最可靠、最简单的途径。因为考试是一个客观的、量化的评价体系。你多付出几份努力,就能多得几分。相对来说,我们自己对于最终结果有更大的掌控权。底层穷人能真正掌控事情太少太少了,“多付出点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种好事今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

中国的高考,虽然很多人诟病,认为只是培养了小镇做题家。但是不可否认,它确实曾经让无数的农民子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从而实现了阶级跃迁。假如没有考试,进入高校的壁垒不会消失,只会换一种形式。比如,艺术修养如何、竞赛成绩如何、是否游历过海外、有没有专家介绍、有没有领导推荐等等。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些用金钱、人脉、权力堆砌的壁垒才是真的高不可攀的,一旦生在贫困家庭,这辈子就别再想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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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学校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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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今年的高考过程中,我比较了一下当前国内受欢迎的大学和专业与我当年的情况。出乎我预料的是,受欢迎的专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可能主要归因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热门行业的不断更迭,进而影响了学生们的选择取向。

回想我当年考大学时,学校是老爸给选的,而专业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完全根据个人兴趣选择的专业,并未考虑市场需求。我的第一志愿是建筑学,因为我当时热衷于绘图和建筑设计。当学校录取分数线公布后,我发现自己高出几十分,以为稳操胜券了,于是开始利用暑假苦练素描等基本功。然而,最终还是未能被建筑系录取。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建筑学是我们学校当时最受欢迎的专业,没有之一。只有考到前一两名的同学才有把握被录取。建筑师梦想破灭后,我只好转向去做了码农。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几年由于房地产行业低迷,建筑学竟成了我们学校的垫底专业。录取的多是其他专业落榜后被调剂来的学生。当年一些极其热门的专业,如金融等,的热度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业的受欢迎度大大提升,比如计算机、软件等。

相较于专业热度的剧烈波动,学校的热度变化却相对稳定,毕竟,在大学中,先发优势是极其重要的。从这点来说,如果能去名牌大学,选学校比选专业对将来发展的潜在影响可能更大。当然,这仅限于牌子最响亮的那几所学校,其它的学校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学校的起伏,需要在几十年的尺度上来观察。对学校热度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其所在城市的发展状况。总体而言,如果所在城市蒸蒸日上,学校也会跟着进步;反之,学校也会随城市衰退。在我上中学的年代,周围的人都觉得南开、天大与复旦、上交是同一档次的,因为当时天津是全国排名第三的城市,与上海差距不大。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天津徒有直辖市之名,吸引力恐怕不及南京、杭州等城市。因此,南开、天大也失去了往日光环。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兰州大学的衰落。反过来,深圳、苏州等城市本来是没有太好的学校的,因为经济发达,不但促进了原有的大学的快速进步,还可以进一步把其它一些顶尖学校吸引过来。

另一个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国家政策。这些年来,国家实施了985、211、双一流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决定了学校能获得多少政府支持,也影响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因为许多企业或政府部门在招聘时都会设置 985、211 等学历门槛。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学校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一些原本差距不大的学校,因未能进入 985 或 211 行列,逐渐与入围学校拉开了差距。

可以预见,这种趋势在未来还会继续。虽然难以预料国家是否会推出新的教育工程,但城市的发展态势相对易于估计,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将会越来越好。对这一切最好的度量,说的庸俗一点是“钱”;说文雅点,在众多指标中,对学校未来发展影响最大,又容易量化的指标是学校的年度预算和人均预算。毕竟,国家支持也好,地方支持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在资金上。我找到了一张今年各高校预算的表格,预算每年都会调整,需要每年参考新的数据。那些长期资金充足的学校必然会越来越好;反之,资金匮乏的学校则可能逐渐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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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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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一些城市已开始试运行自动驾驶出租车。尽管目前的技术尚未成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司机,但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确。可以预见,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人类司机将会面临大规模失业的风险。AI 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可是那些失去工作的司机们能够顺利切换到新的岗位上吗?

之前,人们最担心的还只有大语言模型可能会替代的工作岗位。才过了一年,关注点又增加了驾驶相关的工作。事实上,如果将这一趋势稍加推广,我们会发现操作大多数类型的机器所需的技能与驾驶汽车相差无几。如果人工智能能够驾驶汽车,那么它也有可能操作其他机器。

这一轮 AI 技术革命势必会波及众多行业,包括但不限于:教师、秘书、翻译、画师、医生、律师、各类驾驶员......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常常被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所吸引。有些历史事件似乎印证了“天命所归”的说法,比如汉光武帝刘秀遇到的流星,或是明成祖朱棣遇到的风沙。这种现象在当代也有体现,例如最近懂王遇刺事件引发的讨论。

而普通百姓在历史叙事中往往被忽视。但实际上,每一次社会进步都以大量底层群体被淘汰为代价的。虽然无奈,但生产关系的进步永远落后于生产力的进步。技术革新往往使少数人更容易集中财富,反而导致多数人更加贫困,甚至更为悲惨的结局。

从学校教育开始,我们就反复学习马克思的理论。我认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尤其是他的核心主张: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我赞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对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持保留态度。马克思高估了无产阶级,或者说高估了人性。历史表明,还没有哪个无产阶级政权在取得绝对权力后不背叛无产阶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起义并无本质区别。

我支持受压迫者进行反抗,但如何确保反抗成功后,被压迫者不会成为新的压迫者?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相比马克思,我更钦佩那些有能力却愿意分权的统治者,以及那些愿意回馈社会的富豪。他们的行为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技术进步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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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命运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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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是中国高考的月份。高考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很多年没有关注过了。尽管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高考极其重要,堪称决定命运的时刻。时过境迁,如今的高考,其意义或许已难与当年同日而语。不过,随着儿子年龄渐长,我又开始重新关注起高考。我同龄人中,很多人的孩子已经进入大学了,我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儿子的未来。

我这个年纪回顾高考,肯定不会再考虑题目或者分数之类的具体内容了,想的更多的是它对个人的深远影响。

如果将社会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级,那便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血缘。我不否认确实有人白手起家进入上流社会,也有钟鸣鼎食之家走向没落,但这样的比例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阶级在出生时就已经基本确定。

无产阶级内部若再细分,可将其中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归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衣食无忧,还能经常休假、购买奢侈品,甚至培养一些既烧钱又耗时的兴趣爱好,如摄影、旅游等。他们的生活质量其实相当不错。但本质上,他们与低收入者同属无产阶级,彼此间并无太深的护城河。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转换相当频繁:中产向上发展极难,向下跌落却很容易。这或许就是“中产焦虑”的本质所在。

我个人认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掌握“规则制定权”。当然,有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层级也千差万别。位高权重者,如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其决策足以影响亿万民众的生活轨迹;权力范围稍小者,如大型企业高管,其管理决策亦能左右成千上万员工的工作模式与生计。有产阶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调整政策、塑造制度环境,为其后代继承权力和资源铺平道路,从而将优势固化在家族或特定小团体内部。

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的最主要区别体现在选择权的多少上。中产阶级虽然无法改变社会,但通常拥有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职业方向,有机会跳槽至薪酬更高的企业,有能力选择在更宜居的城市生活,甚至部分人能够选择在不同国家寻求发展。而底层民众,其生活目标往往聚焦于“生存”本身,大多数人难以进行长远规划和多元选择,更多的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前行。然而,中产阶级的选择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优渥的生活,却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中产父母可以竭力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比如选择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购买优质学区房,但这仅仅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子女未来能否维系甚至提升现有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其自身的努力和机遇。

回溯历史,在我老爸上大学的年代,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仅有寥寥数万人。等到我上大学的年代,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已增至数十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然是凤毛麟角。那时候,进入一所正经大学,几乎等同于预订了一份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从而稳稳迈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当时,区分中产与下层,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就是这一纸文凭。穷人家的孩子若能高考成功,便可一跃成为中产精英;而中产家庭的子女若在高考中失利,一旦失去父母的荫庇,则可能有跌落至社会底层的风险。

我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生规划,也完全意识不到高考对于改变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如果当时能有现在的认知水平,我的学习态度肯定会大不相同。当然,现在高考的意义可能又有所不同了。如今年轻人口数量锐减,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却已超过千万。社会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中产职位,仅凭大学文凭已无法保证一个人能够进入中产阶级。年轻人想找一份好工作,越来越依赖大学之外的资源,比如父母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等。

在探讨阶层与资源分配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点:判定一个家庭是否属于有产阶级,核心在于其对财产的实际可支配性。现代社会的一大发明是将资源的所有权、分配权与使用权剥离开来。例如,某些制度设计中,土地等生产资料名义上归“人民”或“集体”所有,但其分配权与使用权却高度集中在少数特定人群手中。此时,“所有权”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一纸空文。同理,一些身处关键岗位的小领导,虽然理论上仅拥有政策的执行权,但由于享有高度灵活的自主裁量权和对规则的解释权,因此实际上也拥有了部分规则制定权,也应视为有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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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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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出来之后,就不得不考虑一下程序员的未来前景了。我自己已经没机会转行了,主要是考虑儿子的将来学什么专业。

回看编程语言的历史,无疑是朝着方便人类使用的方向发展的。从最开始的纸带打孔,到汇编语言,再到高级语言,越来越“容易”了。即便是高级语言,这些年流行的 Python 也比二十年前流行的 C++ 要容易使用太多了。在不远的将来,在大多数领域,人们可能不再需要编程了。有什么要求,直接用人话告诉计算机即可。

通向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在于让计算机完全理解自然语言。最近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已经扫清了这一障碍。淘汰编程语言指日可待了。当然,程序员这个行业不会完全消失。仍然会有少量的底层开发岗位需要职业程序员。考虑到需求量的降低,而这些年又培养了大量的软件专业人才,到时候恐怕程序员会非常难找工作。

其实,就算人工智能发展的没这么快,我可能也不会建议儿子将来选择计算机软件作为专业方向。必须承认,过去二十年,软件工程师一直是收入比较高的行业,我也沾了光。但我觉得这种高收入并不能长时间维系,之前的高收入纯粹是由于各个行业都需要信息化,程序员需求量巨大,而培养程序员的速度暂时落后与需求。最近这几年,软件人才的培养速度飞快增长,很快就要把需求缺口填满了。将来这个行业的收入将不会与其它工程师有太大差别了。

除了收入还可以之外,软件工程师还真不是个特别好的行业。它有两点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首先,软件工程师通常不会直接与终端客户有交流沟通。大多数程序员平时都只会与其它工程师、项目经理等团队成员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水平如何,客户无从得知。换句话说,软件工程师的水平高低不是那么直观的,很多时候,他们的业绩好坏,全在于领导的印象。像医生,健身教练等,都是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如果他们的水平真的非常高,服务特别好,那么是可以在跳槽或自己创业的时候带走客户的。但程序员就别想了,程序员技术再好也很难创业成功,倒是销售人员更容易创业成功。

其次,软件行业经验贬值的太快了。很多技术活是可以做一辈子的,比如财会、机械设计之类的。但在软件领域,那些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专研的技术,几年之后很可能就都变得一钱不值了。同时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我就时时刻刻都担心自己被淘汰,总是精神紧张。当然了,乐观的人也可以把这视为一种行业门槛:只有能够终身学习的人,才适合做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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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会有意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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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虽然我知道,如果宣称人工智能就快有意识了,会更吸引人,但我的确觉得目前的人工智能与“意识”之间还是隔着天差地别,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见不到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的。

实际上,现在讨论人工智能与意识,很容易就脱离技术问题,去争论“意识”本身了,毕竟,人类对于什么是“意识”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有些哲学流派认为意识与人体是一元的,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只有人才有意识,没有人就没有意识。按照这一派的观点,除了人之外,其它的任何机器,动物,甚至智能超越人类的外星生物都没有所谓的“意识”。当然,也有其它流派不这么认为的。功能派就认为,意识相当于软件,与具体承载它的硬件无关。简单来说,如果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就可以认为机器具有与人类相同的意识了。

即便采用功能派的观点吧,目前的人工智能算法也还无法做出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的确,如果限定提问问题的范围,人工智能很可能比真人回答的还要好。这就好比,如果限定问题只是数学计算,那么计算器都可以比人类回答的更快更准。目前,最接近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算法(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在拟合人类之前产生的文字。它极其善于整理已有的文本内容,如果问它一些高度依赖语言条文的问题,比如法律问题,它可以做到比人类回答的更好。但是,如果不限定问题范围,询问它一些依赖创造性的问题,它就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了。

人工智能算法也不是一点创造力都没有。算法中可以加入一些随机数,算法本身也可以把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内容摆放在一起。这种内容的随机重排布也算是创新吧,不过人工智能自己是不能理解这些“创新”的,它无法判断自己的创新到底好不好,最终还是要交给人类来判断。

人脑也是神经元构成的,人工智能模型也由“神经元”构成的,当机器有了与人脑数量相当的神经元,是不是就会产生类似意识之类的东西了呢?这可未必。首先,人工智能中的“神经网络”只是借用了人脑中的神经系统的一些名词,它们之间并不是等效的。比如最基本的,人脑的神经网络是动态的,神经元之间可以新建连接,也可以断掉已有的连接;当前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是静态的,训练之前就固定下来了。实际上,我们对人脑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人是如何学习的。人脑有神经元,也不能证明人的“意识”就只有神经元参与,有些学者就认为量子效应也参与了人的思维活动。人类发现量子效应也还不到一百年,也许还有很多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理规律也参与了思维活动。总之,我对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非常欣喜,但对于它发展出与人类相似的智能能力却没有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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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官员的晋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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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一直给儿子讲中国历史当做睡前故事。又是一个波澜壮阔、令人扼腕叹息的时代。明朝灭亡的原因太多了,它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等全都腐朽不堪。其中一些弊病,在现今的公司企业中依然非常常见,比如明朝官员的晋升标准跟现在公司的晋升标准也很有类比性:

大明王朝的演变,恰似一家企业从创业到衰落的宿命。开国阶段就好比是公司的创业期,这时候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是战功,英语叫 Impact。征服了多少土地,消灭了多少敌人,掠夺了多少战利品,都是容易量化的指标。所以这时候的升迁标准还是比较客观透明的,员工们的积极性也最高。

等明朝坐稳了江山,就好像一个公司已经占满了市场份额,很难再有开疆拓土的机会了。再要建功立业,只能自己创造伪需求,比如养寇自重。公司也是一样,很多客户反馈的问题,改几行代码就能修好的,但会干活的领导是不会直接解决问题的,今天研究研究这里吹一吹;明天那里吹一吹,都是 Impact。当所有主要的量化指标都无法再提高,功劳大小就完全靠领导的主观判断。员工最重要的能力也不再是干活,而是吹牛,能吹到领导信服的就是业绩。甚至可以更直接一点:拍领导马屁。明朝吹牛的主要形式是写文章,青词宰相严嵩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现代企业不流行写文章了,更看重把 PPT 讲好。其实这时期也还好,能吹的不见得就不能干,吹牛上位的人中也会出现个把带领国家中兴的牛人,比如张居正。

等再过些年,大明王朝所有重要的位置都已经被那些善于吹牛的人占据了,下面的人再想只靠吹牛拍马晋升都没门了。唯一出路是把别人搞掉,这之后,大家拼的就是给别人挑刺的能力了。于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凡是想真正做事的人都会被对手揪住小辫子干掉。再也不会出现力挽狂澜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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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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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二世而亡的时候,大家就意识到了,始皇帝这套制度不那么灵验。本来计划是千秋万代的,结果却是断子绝孙。但是,之后的两千年里,各朝各代的君王们还是不由自主的采用了秦制。这在中国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之前,也还可以理解:秦制就算不好,也没见过更好的制度啊。没办法,只能拿它来修修补补继续用吧。修补妥当,可以有两百来年国运;修补不好,可能比秦朝还短。

两百年前,中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的存在,甚至还有更好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之后的领袖们依然还是摆脱不了秦始皇的魔咒,处心积虑就是想登基。有人在野的时候,说起民主自由来,比唱的还好听。一旦掌权,焚书坑儒、专制独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禁想起了宋美龄评价政敌的一句话:“他们还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这么看起来,权力和毒品倒是挺像的,即便是原本有美好理想和追求的青年,一旦尝过了无上的权利,这世间其它的一切都立刻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唯一能安抚内心躁动的,就只有更大剂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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