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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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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小学毕业那年,我曾写下一篇关于当地小学的文章,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感。岁月流转,这个月,儿子初中就要毕业了,我对这个教育阶段也有了更多的体会与感悟。于是,再次动笔,把这些年的经历和思考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来客新屯

小镇历史

若要比较美国与中国的教育体系,“多元”二字或许是最显著的区别。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会遵循某些统一的标准:课程设置、日程安排、教材内容等。而在美国,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风貌,鲜有全国一致的标准。正因如此,在谈论学校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居住的小镇 - 莱克星顿(Lexington)。

我对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了解,基本都源于这座小镇的学校。尽管这里的教育模式在美国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在如此广袤的国度里,总会存在例外。因此,文中所提及的特点,并不意味着适用于所有美国学校,而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体验。

莱克星顿或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小镇之一。我记得我的中学课本里曾有一篇文章,名为《莱克星顿的枪声》,不知如今这篇课文是否仍在教材里。即便课文更换了也不会影响其知名度,因为,只要讲到美国独立战争史,就一定绕不开这个名字。

1775 年 4 月 19 日,正是在这里,独立战争的第一声枪响划破长空,拉开了美国建国的序幕。为了纪念这场战役,麻萨诸塞州将每年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爱国者日”。这一天,闻名遐迩的波士顿马拉松也会鸣枪开跑,而莱克星顿小镇更是年复一年地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今年,恰逢独立战争爆发 250 周年,庆典的隆重程度可想而知。儿子也报名成为了庆典活动的志愿者,在游行队伍里帮忙举牌。

人口构成

莱克星顿小镇位于大波士顿地区,人口三万有余。这里的居民构成相对简单:近三分之二为白人;三分之一为亚裔,其中尤以华人居多,其他族裔则相对稀少。虽然整体来看,白人仍占主导地位,但若走进镇上的中小学校园,便会发现亚裔学生的比例远高于总人口占比,约占四成。本地华人甚至为小镇取了一个颇具中国风味的昵称:“来客新屯”。类似的,波士顿的昵称是“博士屯”,因为波士顿是全美顶尖大学最集中的地区。

麻萨诸塞州是全美唯一一个中国移民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移民的州,而在麻州,莱克星顿又是华裔比例最高的城镇,是新移民家庭的首选聚居地。这并非偶然,而是由一个关键因素所推动的,这里是声名远扬的优质学区。

麻州素来以顶尖的教育资源著称,而波士顿地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莱克星顿的居民历来重视教育,尽管小镇规模不大,却培养出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譬如 2022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卡罗琳·伯托齐(Carolyn Bertozzi),便是土生土长的莱克星顿人,她是小镇走出的第十位诺奖获得者。近年来,许多通过留学途径定居美国的亚裔新移民也选择落脚于此,他们本身就是各大名校的毕业生,自然也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下,莱克星顿成为了全美竞争最为激烈的学区之一,堪称“卷王之王”。

学区

小镇的教育体系布局清晰:全镇共有六所小学,两所初中,一所高中。两所初中分踞南北,分别名为 Clarke 和 Diamond,我儿子的学校便是 Clarke。小学每届约百余名学生,初中每校每届约三百人,而高中则汇聚约六百人于一届。

在中国,顶尖学区和名校高中往往被视为通往一流大学的“金钥匙”,升学路径清晰可见。然而,美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其核心区别在于:在中国,学生是与全省的同龄人竞争大学录取名额,而在美国,竞争主要局限于学校内部。

中国的大学录取以高考成绩为准,即便一名学生在省重点高中排名靠后,其高考成绩依然可能超越普通高中的顶尖生,从而进入理想的大学。而在美国,大学更看重平时成绩(GPA),但 GPA 并不是统一评分的,而是每个老师自己根据情况评判。不论学校好坏,每个老师都总要给一些高分,一些低分。其结果就是,GPA 更类似于是基于各自学校的标准化排名。这意味着,无论学校整体水平如何,每所学校只能有少数几个学生获得最亮眼 A+ 分数。尽管在一所优秀的学校里拿到 C,可能比在普通学校拿到 A 还要困难,但大学招生官的关注点却是在于你在校内的相对排名,而非学校的难度系数。

美国虽也有一些全国统一考试,如 SAT、ACT 等考试,但其在申请大学中的重要性远不及 GPA。

这种教育制度的设计,无疑对资源匮乏地区的学子更加友好:即便学校条件有限,只要在校内表现出色,依然有机会进入顶尖大学。然而,对于身处优质学区的学生而言,这种体系却带来了另一种无奈:在强者如林的环境中,稍有不慎便可能在校内竞争中落于人后。

正因如此,尽管莱克星顿高中声誉卓著,教学质量一流,仍有不少学生在初中毕业后选择申请周边的私立高中,而非顺理成章地升入本地高中。我也听闻,有的同学在莱克星顿高中就读一段时间后,发现难以进入校内排名前列,只好转学至竞争压力较小的学校,以争取更有利的 GPA 和名校录取机会。

公校或私校

几年前,我们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让儿子就读私立高中,但始终未能权衡清楚其中的利弊。最终,我们选择了顺其自然,让他进入了莱克星顿高中。如今,随着他初中毕业,我对这一选择的得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尽管已经不打算让儿子转学,但若单从申请大学的角度来看,私立高中无疑更具优势。

我曾向几位经验丰富的家长请教,他们告诉我:如果两位资质相仿的优秀学生,比如,SAT 分数相仿,数学物理等全国竞赛成绩同样出彩,其他条件也都类似,但一人就读于莱克星顿高中,另一人来自周边优秀的私立学校,那么后者被哈耶普斯麻(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名校录取的概率要高得多。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私立学校规模较小,优等生更容易脱颖而出。相比之下,莱克星顿高中“牛娃”云集,即便是极为优秀的学生,也可能淹没在群体之中,难以在校内排名中占据优势。

其次,私立学校对教师评分的规范性更强,评分相对公平。莱克星顿高中给予老师们过大的自由度,不同老师的打分尺度差异极大。有些教师宽松些,可能会给班上近一半的学生 A,而有些教师极其严格,给出的最高分可能也只有 C。同样的课程,不同老师的评分天差地别,GPA 中运气的成分巨大,增加了名校申请的不确定性。而在私立学校,评分通常更有一致性,避免了这一情况。

虽然莱克星顿高中在申请顶尖大学方面存在一定劣势,但对于目标是次一级高校,比如州立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所学校却是不错的选择。州立大学通常不要求申请者在本校一定名列前茅,而是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莱克星顿高中的良好声誉使其学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每年被州立大学录取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此外,置身于竞争激烈的环境,也并非全然是坏事。许多学生正是在不断挑战自我、迎头赶上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成长。从其他家长的反馈来看,莱克星顿高中培养出的孩子,在进入大学后往往具备更强的适应力和竞争力。因此,如何选择学校,并无绝对的对错,而是取决于每个家庭的考量和孩子的具体情况。

这篇文章的重点仍然是围绕初中的见闻和感悟。待儿子高中毕业,我会再来回顾这段旅程,细述关于高中的更多体会。

初中日常

划分班级

莱克星顿的初中教育为期三年,涵盖六至八年级,这是美国最常见的初中划分方式。

学校每个年级分为三个或四个“团队”(team),每个团队约有百名学生和四五名负责的老师。团队之下再细分若干班级,但与中国的班级制度不同,每门课程的分班都是独立的。因此,儿子在不同的课程上,身边的同学可能完全不同,这种灵活的编班方式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同学。

团队通常以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命名,如“奋进”(Endeavor)、“太阳神”(Apollo)或“亚特兰蒂斯”(Atlantis)等。团队中设有一名“团队主导”(team lead)教师,但其职责仅限于教学事务,并不承担管理学生纪律或生活事务。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专职副校长负责,职责分工明确,与国内的班主任制度大相径庭。

主课教师各自有固定的教室,因此学生并没有固定的教室,而是按照个人的课表,在不同教室间穿梭。这种模式与国内大学相似,因此,教学楼走廊两侧设有整齐排列的储物柜,供学生存放课本、文具及个人物品。这些储物柜不仅实用,更成为美国校园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课程安排

初中的课程有四大必修的主课,分别是数学、语文(英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Science)涵盖了国内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地理中的地质相关内容;社会科学(Social Studies)则融合了历史、政治、法律,以及地理中的人文部分。

除了四大主课,莱克星顿初中还提供了丰富的选修课程,给予学生相当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例如,外语课可在中文、法语和西班牙语中任选其一;音乐课则涵盖声乐、弦乐、管乐等不同方向,满足不同兴趣的学生需求。 我曾问儿子,众多课程中哪一门他最喜欢,哪一门最让人头疼?他的回答是典型的调皮小男生风格:最喜欢体育,最不喜欢音乐。

学校采用六天为一轮的课程排布方式。国内总是以星期为周期进行排课,比如,一个学期内,每周二的第三节课始终都会是同一门课。而在美国,课程时间表并不与自然星期挂钩,这可能与美国的假日安排有关。国内的法定节假日多锚定在固定日期,例如劳动节始终是 5 月 1 日,而美国更倾向于将假日固定在星期一,比如劳动节定在 9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若按照星期进行排课,星期一的课程便容易因节假日而缺失,导致某些学科频繁受到影响。

课业负担

相比国内,莱克星顿的初中生在课业压力上显得轻松许多。儿子在小学阶段几乎没有考试,也没有正式的家庭作业。进入初中后,考试与作业开始逐渐增多,然而,整体负担仍远远不及国内同龄学生那般沉重。

这里的考试分数是不公开的,每位学生只知晓自己的成绩,避免了彼此之间的直接比较。而作业量的多少,则因教师而异,大多数课程的作业量都很低,唯独儿子的中文老师例外。这位教师来自台湾,承袭了儒家教育传统,作业要求严格,与其他课程的作业风格大相径庭。

从作业内容来看,这里的老师很少进行单纯的熟练度训练。在国内,机械式地抄写课文,计算大量算术题等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作业。但在这里,作业更多要求独立思考、研究、分析和表达能力。作业时间主要被用于查阅资料和写作上。例如:分析苏联与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政体异同;探讨本地是否适合大规模发展太阳能之类的问题。

两地文科学习方式的差异尤为突出。我上学期间,文科主要就是死记硬背,比如历史,有一次跟老婆讨论起高中历史时,我总结了当年的答题规律:万变不离其中,所有历史事件的评价都需归结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对了。以王安石变法为例,尽管传统史学多认为其是祸国殃民,导致了北宋灭亡,但在国内教材中,因其改革与公有制有相似之处,所以一定要给予正面评价,其失败原因则要归结为阶级局限性导致的变法不够彻底。近代历史更是如此,比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因为是造反的,那就必须是进步的;但因为他们不是党领导的,所以又必然是有局限性的,注定要失败的。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历史教学更注重从多角度理解同一事件。例如,学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学生需自行翻看历史文献,分析不同视角下的评价:比如哥伦布如何记述自己的行动、当时欧洲人如何将其视为壮举、美洲原住民又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带来的灾难,当代人有哪些反思等等。

在理科课上,计算器是必备工具。我记得国内课上都是严禁使用计算器的,一切都需笔算完成。然而,在这里,学生们都配备了带有函数绘图功能的计算器,不仅用于基本的加减乘除,甚至解方程、分析函数性质时也依赖计算器完成。

效忠誓言

我小时候上学,学校是有一些固定的活动的,比如每周一早上升旗,每天第二节课下课做广播体操,第三节课下课做眼保健操等。

美国学校类似的活动少一些,唯一跟国内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每天早上的效忠誓言。每日清晨,学生们上课前先齐聚 Home Room。这是每位同学每年固定的一间教室,通常也是所属团队(team)的某位主课老师的教室。同学们面向国旗,齐声诵读誓言:“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中文译为: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之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 - 上帝庇护下的统一国家,不可分裂,自由与正义全民共享。

国内与此对应的是升旗仪式。升旗仪式每周一次,但流程更为复杂,除了升旗、唱国歌之外,还会有校长、教师或学生代表的致辞,为大家讲解个人、学校、国家近期取得的成绩。

美国中小学的效忠誓言,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爱国仪式,传承有百余年了。它与国内升旗仪式最不相同的地方可能是,效忠誓言并不是强制的。虽然大多数的州中的大多数公立中小学都秉持了这一传统,却仍然有很多州和学校无此仪式。即便是有此仪式的学校,也不能强制学生参加仪式。德州曾有教师强令学生宣读誓言,结果惹来官司,受到惩罚。最高法院对此的裁定是:学生与家长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参与效忠誓言。

誓言中最有争议的,当属“上帝”一词。有人认为这一句违背了信仰自由,也有人为此诉诸法庭,要求把上帝从誓言中删除。但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要求,法院解释,此句仅为历史描述,反应了美国建国的背景,并无特定的宗教含义。

课余活动

莱克星顿的初中每天下午两点多就放学了。这里既没有晚自习,也少有补习班,学生们的课余时间几乎完全由自己支配。正因如此,校园内外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生机盎然。

校内活动

学校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团队,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种类繁多的体育运动队。像足球、篮球这样的热门项目,通常需要经过严格选拔,只有表现出色的学生才能加入。而田径队、长跑队等项目门槛较低,对所有学生敞开大门,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除了体育运动,Clarke 初中的数学竞赛队也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是国家级水准的。这里汇聚了一群数学高手,因此深受数学爱好者的追捧。儿子平日里对数学兴趣寥寥,我们也没有特意为他安排额外的数学课程。但他却莫名对数学竞赛队情有独钟,执着地每年都报名参加数学队的选拔,可能是因为他的几个好朋友在数学队里。可惜,学校高手如云,儿子连海选的门槛都未能逾越。即便屡次碰壁,儿子却始终不曾气馁。他满怀信心地说:“等我上高中后,一定能成功加入数学队!”他的理由是:初中数学竞赛更侧重解题速度,而高中数学竞赛更看重思维深度,这正是他的长项。

我对此半信半疑,毕竟,我听说参加数学竞赛的孩子们在初中时就已学完高等数学了,如果不额外下功夫,恐怕很难与他们竞争。但无论如何,儿子能有这样的目标,已是难能可贵。我也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这股热情,把它变成激励学习的工具。每当儿子因为数学作业感到烦躁、不愿继续时,我便不失时机地提醒他:

“你不是想进数学队吗?连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出来,数学队怎么可能要你呢?”

这句话常常能瞬间激起他的斗志,让他重新投入到数学作业中去。虽然未来是否真能如他所愿,还未可知,但在当下,这种“数学队激励法”倒是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效果。

除了上面这些,学校的课外活动可谓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戏剧、音乐、科技、辩论,各具特色,供学生自由选择。儿子在校内还加入了辩论队和科学竞赛队。

校外活动

在校外,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尤其在体育方面,许多技艺精湛的学生会选择加入俱乐部,追逐更高水平的竞技舞台。儿子最钟爱冰球,附近不乏顶尖俱乐部,只是选拔严苛,竞争激烈,以他的水平难以跻身其中。然而,对于像他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镇上也提供了亲民的选择:一支无需选拔,报名即入的业余冰球队。儿子欣然加入,尽管水平不及俱乐部,但他仍能从中体验比赛的激情,收获运动的快乐。

此外,儿子和几位志趣相投的伙伴组建了一支演讲队(实际上是家长组织的),定期参加演讲赛事,锻炼公众表达能力。初中生的组织能力欠缺,大部分课外团队仍需家长或老师推动,但到了高中,这种情况便会有所改变。莱克星顿高中拥有上百个学生自主创立的社团,很多社团完全由学生自己管理和运营,真正实现了兴趣与自主成长的结合。

各类课外团队往往会通过参加竞赛检验和督促自身进步。在国内,大多数学生面对的是极其单一且高度集中的竞争 - 高考,一切活动几乎都围绕高考展开。除了极少数直通名校的竞赛项目,大部分学生很少参加高考之外的赛事。

在美国,大学入学同样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节点,但学生的成长路径远比国内更加多元。从学术竞赛、体育竞技到各类艺术表演,每一种兴趣、每一个水平档次,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赛事参与其中。这里的孩子并非一味地追求某个终极考试,而是在五花八门的小型比赛中不断积累经验,在探索与尝试中塑造自我。

科学碗之战

这其中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儿子参加“科学碗”(Science Bowl)竞赛的过程。这是一场考验知识广度的团体竞赛,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五大领域。比赛规则简单直接:每轮两队对决,每队五人,抢答问题,答对多者胜出。这不仅要求选手知识储备广博,更考验反应速度、团队配合与赛场应变能力。

Clarke 初中每年都会精心选拔三支队伍,前往区域赛角逐冠军。唯有摘得冠军,才能赢得全国赛入场券。虽然邻镇的众多学校也派队参赛,但在过去多年间,冠军之争几乎总是在莱克星顿的两所初中 Clarke 1 队与 Diamond 1 队之间展开。Clarke 初中更是战绩彪炳,几乎每年都能夺冠,1 队的选手基本上可以“保送”全国赛,成为无数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

儿子对此也颇感兴趣,立志成为队伍的物理抢答手。我们担心他准备不足,建议他参加课外辅导班。这次儿子居然同意了,参加了校外的物理课程。在比赛前他已经学完了大半的大学物理课程。这种物理学习进度在他们学校是比较罕见的。

按照常理,老师会依据五大学科,挑选各领域最优秀的学生组成 1 队,次优者编入 2 队,其余进入 3 队。然而,最终的分组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 儿子被分配到了 2 队。这个消息如同当头一棒,让他措手不及。他原本以为,凭借自己努力和实力,1 队的席位理所应当,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

见儿子满脸沮丧,我们安慰道:“谁规定 1 队一定比 2 队强呢?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分组结果,但可以努力提升 2 队的实力,争取最好的成绩。”这句话让他眼前一亮,他忽然意识到,与其沉溺于失落,不如全力以赴证明自己。他重新燃起斗志,斗志昂扬地说:“我们 2 队一定会战胜 1 队!”

随着训练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儿子的遭遇并非个例。在 2 队中,负责化学的同学竟然也已学完了大学化学课程,在整个学校恐怕都是凤毛麟角。在模拟训练中,儿子仔细观察了两支队伍的人员配比,并与我们一同分析局势。1 队的分工如下:负责数学、生物、地理的三名队员,都是学校里该科目最强者。另有一名队员同时负责物理与化学,但水平一般。最后一人基本“打酱油”,贡献甚微。2 队的分工如下:两名队员共同负责数学,虽然单人稍逊于 1 队的数学高手,但两人联手则不输 1 队。物理、化学各有一人负责,且水平均为全校最强。最后一人同样“打酱油”,毫无贡献。

从表面上看,1 队的整体实力似乎更胜一筹: 2 队在生物和地理两个科目上完全空白,而 1 队并无空白科目。但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 2 队其实更有潜力。因为数学、物理、化学是难以短时间突击提升的科目,2 队在物理、化学上拥有绝对优势,数学也不差。生物和地理虽然是短板,但却是可以突击提高的学科。如果能补上这两个科目的短板,2 队的整体战斗力将大幅提升。

面对这样的局势,儿子欣然接受了我们的战术建议。考虑到时间紧迫,要同时补习生物和地理几乎不可能,他最终选择了集中突破地理。为了助他一臂之力,我们专门购置了相关地理书籍,并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固定时间复习,我们也适时督促,确保学习进度。儿子虽然对地理兴趣不大,但想到比赛,他依旧咬牙坚持。终于,在比赛前,他成功通读了《Earth Science》一书,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比赛当天,儿子与队友们斗志昂扬,势如破竹,在小组赛中以全胜战绩强势挺进决赛。尤其令人振奋的是,他们在关键一战中以压倒性优势横扫 Clarke 1 队,打破了 1 队稳操胜券的惯例,震惊全场。而在这场胜利中,儿子突击钻研的地理知识功不可没,他数次精准抢答,为队伍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分数。

预赛中他们也曾遭遇强敌 - Diamond 1 队。尽管最终取胜,但优势微弱。Diamond 1 队云集了该校各科顶尖高手,没有任何“打酱油”的队员,整体实力远胜 Clarke 1 队。他们在生物、地理等领域均有强大选手,而我方虽然在物理与化学上占尽优势,却难以完全弥补生物科目的短板。

决赛之战,儿子的队伍再度迎战 Diamond 1 队。两队针锋相对,比分胶着上升,每一次正确抢答都至关重要。儿子表现神勇,在地理和物理抢答上屡屡建功,但对方在生物题目的稳定输出,依然让他们难以彻底反超。最终,儿子的队伍以微弱的分差惜败,屈居亚军,无缘全国赛场。

未能全胜,儿子心中难免遗憾。但在我们眼中,他已经全力以赴,无愧于心。从选拔、组队到训练,再到鏖战赛场,这一路走来,他的收获远比奖杯更重要。这次比赛不仅拓展了他的知识疆域,更淬炼了他的应变能力与胆识。最珍贵的,或许是他在这次经历中悟得了一种别样的成功之道:人生难免遭遇不公与逆境,开局可能不利,但怨天尤人毫无意义。冷静分析问题,制定规划,倾尽全力,反而可能后来居上,赢得超乎预期的结果。这一课,比胜负更重要。

筹款活动

学校有时会组织学生去外地旅游,开拓视野。譬如中文课曾组织学生去台湾,体验纯正的中文氛围。这些旅行的花费不菲,所以由同学和家长自行决定是否参加。

每年冬天,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北部靠近加拿大的山区滑雪。对于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来说,聚在一起滑雪,难免玩得肆无忌惮。事实上,也常有学生意外受伤的,轻则扭伤,重则骨折、脑震荡。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始终不敢让儿子参加这类集体滑雪活动。为了弥补他的遗憾,我们宁愿多花些钱,带他单独去滑雪,风险会低不少。

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为毕业生组织了一场华盛顿特区之旅。这次旅行,儿子报名参加了。费用大约一千多美元,依然有些同学因为家境拮据,放弃了这次活动。学校为了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特意发起一场筹款活动。一家厂商慷慨捐赠了一批巧克力,学校则征集志愿者,帮助销售巧克力。每盒装有六十块巧克力,每块定价一美元,如此,一盒售罄便能筹得六十美元善款。

活动伊始,便有几位机灵的同学群发信件鼓动众人以每块两美元出售,如此一来,每卖出一盒,捐给学校六十美元,自己还能净赚六十美元。此举虽然“巧妙”,却未能逃过学校的法眼,旋即被明令禁止。

儿子首日尝试推销巧克力,效果不佳,忙了半天只卖掉一块。我们跟他一起分析了一下:他平时活动的圈子与其他同学高度重叠,所有这些区域都早已是巧克力售卖的“战场”,竞争激烈,自然难有收获。想要卖的好,恐怕要想点办法了。要么搞点吸引眼球的花样,要么转战他处,找个无人竞争的地方。

儿子听罢,决定双管齐下。学校严禁擅改售价,他便灵机一动,从网上购置了几件不足一美元的小玩具,打算与巧克力搭售 - 凡一次购入五块者,即赠一枚小礼品,以此增添吸引力。同时,他将目光投向隔壁小镇,开辟第二战场。

恰好隔壁镇住着一位好友,周末时分,他们二人结伴,开始围绕好友家附近,挨家挨户推销巧克力。我们这一带治安非常好,常有儿童独自行动,但我还是不放心,于是便远远尾随其后,既能暗中观察,又不至于干扰他们的行动。美国学校常举办此类筹款活动,家有儿女者更是容易理解,每每见到,总不免联想到自家孩子,于是更乐意慷慨解囊。儿子此行的顺利程度远超我之预期,走访了大约三十户人家,他便兴冲冲回来说:“任务基本完成了!”我低头一看,还有大半盒巧克力呢,怎么就完成任务了?儿子笑着解释:“很多人没要巧克力,或者就只拿了一两个意思一下,然后就捐赠了五到二十元不等。”

儿子购置的小玩具还没派上用场呢,我们于是有建议他不妨再回学校一试,能卖多少是多少,余下的等到万圣节送人。他于是又再次去学校试了试,那些小礼品果真在校内勾起几名同学的好奇,又卖出一些巧克力。最终,儿子超额完成目标,喜出望外。

高中选课

相较于初中,高中的课程选择更加丰富多彩,可供学生挑选的科目多达上百门。因此,早在八年级(即初中最后一年),学生们就需要着手规划自己的高中课程。

为了帮儿子做出最优选择,我们加入了高中的家长群,广泛咨询高年级学生家长的意见,并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最有利于未来大学申请的选课方案。然而,事实证明,这番苦心筹谋最终毫无作用:儿子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选了课,而他的首要考虑是:好朋友们选了什么课。

课程难度

在不同学科方向上,选课相对简单,按照个人兴趣和未来规划决定即可。比如,儿子明确表示自己喜欢理工科方向,尤其偏爱物理和计算机;而对于生物和化学方向,则缺乏兴趣。因此,这些科目的选择相对顺利。

真正让人纠结的,是同一门学科下不同难度等级的选择。美国高中课程按照难度层级,大致分为 CP、Honors、CE 和 AP 四个类型:

  • CP 课程(College Preparatory Courses,大学预备课程):标准高中课程,涵盖所有基础学科,作业量适中,考试难度一般,修满学分即可满足毕业要求。
  • Honors 课程(荣誉课程):比 CP 课程难度更高,课程内容更深入,作业量和考试强度也显著增加,适合学术能力较强的学生。
  • CE 课程(Concurrent Enrollment,双重注册课程):属于大学程度课程,所获学分可以直接带入大学,但相较于 AP 课程,难度稍低,开设数量也较少。
  • AP 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大学先修课程):覆盖广泛的大学级别课程,如心理学、经济学、作曲理论等,难度较大,学成可获得大学学分。名校可能会优先录取学完 AP 课程的同学。

对于大多数高中而言,即便学生不修任何 AP 课程,依然可以进入顶尖大学。然而,在像莱克星顿高中这样云集无数学霸的学校,情况则大不相同。这里的学生鲜有人甘愿“零 AP”,纷纷选修多门 AP 课程,以增加竞争力。在这样的环境下,AP 课程几乎成了标配,若不选,顶尖大学甚至不会将你纳入考量。

然而,AP 课也并非选得越多越好,选课的策略性尤为重要。

在大多数学校,选修 Honors 或 AP 课程 的学生可以享受额外的 GPA 加权分,以鼓励学生挑战高难度课程。例如,若某学生在 Honors 或 AP 课程 中获得 B,最终 GPA 计算时可能会被折算成 A+。这样,即便课程难度较高,选修 Honors 或 AP 仍然是“稳赚不赔”的策略。

但莱克星顿高中却没有此类鼓励政策,不论 Honors 还是 AP 课程,成绩一律按原分数计算,不额外加权。这意味着,选修更高难度的课程,往往伴随着 GPA 下降的风险。

顶尖大学在筛选申请者时,通常会优先挑选 GPA 超过 4.0(即几乎所有课程皆为 A 以上)的学生。若申请者数量过多,才会进一步比较 AP 课程的数量。因此,在莱克星顿高中,选课时必须在“保持高 GPA”和“修读更多 AP”之间小心权衡,这让选课变成了一场高难度的策略游戏。

升入九年级(高一)后,其实只有三门课程可选择不同难度等级,分别是:数学、自然科学、外语(儿子选择了中文)。至于选修何种难度的课程,通常由八年级(初三)老师的推荐决定。理论上,学生可以与老师沟通,争取调整课程难度。然而,实际情况却因老师风格而异。有些老师较为开放,愿意倾听学生的想法,并尊重他们的选择;但也有些老师较为固执,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容更改。

儿子的选课过程

儿子的中文老师推荐他跳级,直接修读十年级的 Honors 课程。在国内,学生若学业优秀,可能会跳级加入高年级班级,提前毕业。在美国,因为选课比较自由,很多科目本来就会有来自不年级的学生同堂上课。而且,在高中就可以选修大学课程,所以极少有人选择提前毕业。这里的“跳级”是指跳过基础课程,以便尽早修读更高难度的课程。

儿子并未接受过额外的中文培训,但由于我们在家始终坚持只说中文,他的中文能力仍然领先于大多数同学。因此,老师的建议也算合理。但儿子并不希望跳级,我们也完全支持他的决定。在美国,外语课并非主课,除非申请语言相关专业,否则科目难度对大学申请几乎没有影响。儿子早已决定未来要走理工科路线,与其花精力在外语上,不如选择最轻松的课程,确保高分,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科目。

然而,我们的请求并未被学校接受。我们首先向初中老师申请不跳级,但被拒绝。随后,我们又向高中的外语系主任提出申请,结果同样遭到拒绝。最终,儿子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跳级,直接进入十年级的中文 Honors 课程。

儿子的自然科学成绩一直不错,老师因此推荐他修读 Honors 课程。自然科学不像外语,没有跳级的选项,因为每个年级学习的科目不同:九年级(高一)- 地理;十年级(高二)- 生物;十一年级(高三)- 化学;十二年级(高四)- 物理。可以提前选后面的课程,比如十年级就学习物理,但是不能前面的课程不能跳过。在国内,这四门课通常同时教授,而美国则采用分年级推进的方式。

我们在家长群里听说,某些教授 Honors 课程的老师非常严格,甚至曾经有全班最高分仅为 C 的情况。这让我有些担心,想劝儿子改选难度适中的 CP 课程,以避开严格的老师,确保好成绩。但儿子却坚持要选 Honors 课,不愿意降低挑战难度。最终,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决定。

儿子的数学老师推荐他修读 Honors 课程。虽然对于数学科目来说,初中老师没有推荐跳级的权限,但高中设有跳级考试,通过后便可直接修读十年级的数学课程。经过一番深入研究,儿子决定应考,争取跳级。他的理由很明确:希望在高三就修完 AP 物理 C(相当于大学力学和电磁学课程),以提升大学申请的竞争力。莱克星顿高中的课程体系环环相扣,某些课程不能直接选修,而是需要按照先导课程的顺序逐步推进。想学 AP 物理 C,需先完成高级微积分;想学高级微积分,需先修初级微积分;想学初级微积分,需先掌握高级代数。为了确保按计划完成学业目标,儿子选择了数学跳级。并且他还计划明年再跳级一次。这样就可以在高二得到微积分成绩,高三得到大学物理成绩。

另外两门主课,语文(英语)和社会科学(九年级上世界历史)在九年级时没有难度分层,所有学生必须修读 CP 课程,因为这两门课程本身难度就非常高。虽然只是 CP 课程,但是因为学校牛娃云集,老师依然不断提高课程难度,以拉开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否则人人满分,GPA 就失去了区分度。语文和历史课都要求学生投入大量课外时间,进行资料收集、分析、论文写作。

除了四门主课外,还有些科目也是必修的,但可以在不同内容的课程之间进行挑选。比如体育课,有各种体育活动可选,儿子按照爱好选了一样。体育课是少数不按照水平打分的课程,它按照出勤率打分。换句话说,只要每次按时上课、认真锻炼,不管运动天赋如何,最终都能拿满分。因此,体育课几乎没有什么压力。

相比其他课程,艺术课是儿子最缺乏兴趣的。初中的大提琴课被他评为“最不喜欢的课”。可想而知,他在这门课上的表现也十分一般。好在高中不是必修音乐,每年只须在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课程中任选一门,就可以满足毕业要求。最终,儿子选择了三维艺术(3D Art),主要是制作类似雕塑之类的立体艺术品。他甚至提前规划好了接下来的几年的艺术课,选的都是类似的课程,比如陶艺制作等。

除了必修课外,莱克星顿高中还提供大量特色课程,涵盖各个领域。儿子最终选择了一门 Python 编程课。事实上,我作为一名程序员,早已教过儿子 Python 编程了。这门课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新内容可学。但问题是,他计划选修的 AP 计算机原理课程要求先修一门编程语言,所以他不得不再学一遍 Python,算是为未来的 AP 课做铺垫。

我原本极力推荐儿子选修辩论课,原因有三:1. 莱克星顿高中的辩论队全国闻名,实力极强,常年在全国赛事中夺冠,足见其教师水平极高。2. 辩论课仅限九年级学生选修,错过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3. 儿子在这方面具备潜力,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若接受专业训练,或许能有一番作为。然而,儿子对辩论毫无兴趣,再加上这门课极度耗费时间,他担心课业负担过重,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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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学录取机制对比

· 阅读需 22 分钟

随着儿子即将升入高中,我开始关注美国的高中教育和大学申请体系。老婆还特意加入了镇上的高中家长群,希望获取更多信息。近期正值美国大学公布录取结果的时节,家长群里讨论热烈,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令人痛心的是,最近发生了两起学生因未被心仪大学录取而选择轻生的事件,一起就发生在我们镇上的高中,另一起在附近一所顶尖私立高中。这也再次提醒我,培养孩子面对挫折的心理韧性至关重要。

在我来美国之后,就不再对美国有“快乐教育”的刻板印象了。在向他人介绍美国时,我常说它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在教育领域也是的:没有哪个单一标签能概括这个国家。美国确实有很多学生傻玩傻快乐,但同时,也绝不缺乏“卷到极致”的学霸;既有放羊的家长,也有鸡娃的虎妈。受群里讨论的影响,我初步了解了一下美国的大学申请机制,虽然只是管中窥豹,但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分享我的观察,探讨两个问题:为何美国的“名校情结”不如中国强烈?为何美国大学录取在分数上对华人学生存在“歧视”?这两个问题都与中美大学录取体系的差异息息相关。

作为对照,先说中国的高考。我之前也曾记录过一些对中国高考的思考,比如决定命运的高考热门学校的变迁,今天主要聚焦于录取方式。常规情况下,中国大学录取完全取决于高考成绩。这是最简单、最透明的竞争方式。在表面上看,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凭分数高低决定去向。然而,现实总会更复杂。

不同省份的录取分数线不同,高考试题难度也各有差异,都会让人产生不公的感觉。那么,如果全国实行统一试题、统一分数线,是否就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呢?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教育资源的分布的不均衡,考生们各自诉求的不同,怎么可能用同一条分数线衡量所有人?比如,黑龙江的学生可能会认为:“我们教学条件落后,录取分数线应该降一些,国家应该给予更多政策倾斜。”而北京的考生则可能主张:“我们的综合素质高,竞争激烈,录取分数线更应该有所下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

在我看来,公平并非简单地一刀切。每个人的起点天生不同,理想的制度应该尽量弥补这些先天差距,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正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为此,我们不妨进行一个思想实验。虽然它没有实际操作性,不能直接指导政策,但至少能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政策是真正的公平,哪些是打着公正旗号为特权谋私利的。首先简化一下问题,假设只考虑北京和黑龙江两地(如果你恰好曾经住在这两个地方,可以把实验换成两个其它省份,以确保客观性)。实验中,只有两地相对的高考录取分数(及其控制的各自招生人数)是变量,其他所有经济、教育、环境等条件都不变(包括大学在两地招生的总名额固定不变)。现在,设想你是一个即将投胎的“精灵”,上帝告诉你:你将会被分配到这两个地方中相对不利的一方。但在投胎前,你可以设定两地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差距,以弥补先天环境的不同。你能做的就是尽量降低当前落后地方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让两地的综合条件尽量接近,不要有一方明显不利。那么,你愿意设定多少分的补偿,才能让你安心接受将来的命运?这个数字,或许就是最接近你心中“公平”的答案。

我当年参加高考时的制度是先填报志愿,再参加考试。在填报志愿时,考生既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考试中正常发挥,也无法准确预估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只能凭感觉猜测,运气成分极大。这一机制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些名校因声望过高,考生不敢轻易填报,反而报考人数过少,导致分数线意外降低;而某些普通院校却因报考人数激增,录取分数线陡然飙升。 结果,有人幸运“捡漏”,以较低分数进入名校;也有人因发挥失常、误判形势,最终落榜,抱憾终身。

如今是出分后再填志愿,极大地减少了运气成分。分数线非常稳定,录取更加可预测。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的层次愈发固化。在这个体系下,相差几分,就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学校档次,阶梯式的分数标准将考生分层得更为严格。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大学录取机制复杂得多。简单来说,各高校拥有自主招生权,没有统一的录取标准。

美国有不少“野鸡大学”,他们几乎没有门槛,只要支付学费便可入学。然而,大多数人选择上大学是为了实现个人成长,这类学校对学生的实际提升帮助有限,所以大多数学生反而不会考虑没有门槛的大学。

美国一些优秀大学在录取方式上,与中国高校有一定相似之处,依据学生的学习成绩来录取。但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大学并不看重最终的“高考”成绩,而是要考量学生在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表现,特别是各门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Grade Point Average 缩写为 GPA)。如果希望依靠成绩申请到类似中国“985”层次的名牌大学,那么高中期间必须全力以赴、全面发展,不能偏科,每门功课都要尽可能取得优秀成绩。

与中国统一的考试评分标准不同,美国的每所高中、甚至每位老师,都可以设定自己的评分体系。多数老师在评分的时候,不论学生整体水平如何,总会尽量让分数在班级内符合正态分布:少数人得高分、少数人得低分,大多数人处于中间水平。这意味着,不同学校的 GPA 之间没有直接的可比性。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在优秀高中的学生,即使成绩为 C,掌握的知识可能也远胜于普通高中的 A 等学生。然而,在大学录取时,名校往往不会因高中实力不同而调整 GPA 要求。无论你来自顶尖高中还是普通学校,只要 GPA 不达标,都可能与梦校无缘。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它让学生主要在各自学校内部竞争,从而使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地区的学生拥有更公平的机会。只要在本校中表现突出,即使学校整体水平一般,也仍有机会进入顶尖大学。

然而,这种体系对就读于优秀学区的学生而言,则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强手如林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也可能在排名中落后,进而影响大学申请。以华人为例,在美国,华人喜欢聚居在少数几个高质量学区,这些学区的高中中华人比例很高。受传统文化影响,华人家庭普遍重视教育,学生学习成绩也普遍较好。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只能与同样优秀的同龄人竞争,即使成绩非常优异,仍可能因为“内卷”过于激烈而错失理想学校的录取。

在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家庭为了让孩子取得更高的 GPA,而选择搬到教育资源较弱的学区。但更多的家庭,包括我自己,仍然会选择居住在优质学区、就读于优质高中。因为,进入好大学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优秀的同伴以及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此外,虽然顶尖私立大学在录取时未必考虑高中整体水平,但一些州立大学由于对本州高中的熟悉,往往在招生时会倾向于录取那些来自知名高中的学生。因此,就读好高中虽然对申请名校不见得是优势。但只要在学业上认真努力,没有“躺平”,申请到一所优秀的州立大学通常不成问题。

以上所说主要适用于一般的好大学。如果目标是美国最顶尖的名校,仅有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远远不够。在美国,一般被认为处于顶尖梯队的大学是“哈耶普斯麻”,也就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麻省理工。虽然这一分类未必严谨,但多数美国人认为,这几所学校的地位远高于其他高校,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精英层级。这些名校在挑选学生时,都不是只看考分的,而是更关注那些能在某一领域做到极致的人。以 SAT 考试为例,这是美国高中生普遍参加的学术能力测试,常被误解为“美国高考”。事实上,它的重要性远不及中国的高考,甚至许多大学在录取时根本不要求 SAT 成绩。顶尖名校更不会简单地用它设定一个分数线。如果想要凭借考试成绩打动这些学校,仅仅“优秀”是不够的,必须是顶尖中的顶尖。只有 SAT 满分的考生,才可能稍微引起招生官的注意。相比之下,一个 SAT 成绩中等,但在其他领域表现卓越的学生,更能打动名校。换句话说,如果考试成绩不是全国前几名,那么是第几百名还是第几万名,在顶尖大学眼里并无区别。但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个领域展现出极强的潜力,比如在数学、体育、艺术或领导力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即便考试成绩一般,也依然可能被录取。

如此一来,美国的高中生们也是分别开辟各自的赛道。有些同学专注于苦学刷高分,更多人选择在其他方面寻找突破口,尽可能展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参加全国性竞赛,无论是数理化奥赛还是体育、文艺锦标赛,能在全国范围内拿到前几名,就会是申请名校的最有利筹码。像谷爱凌这样在中学阶段就能拿到奥运冠军的学生,会受到许多名校的青睐。除了竞赛,还可以投身科研、创业、公益事业等。如果一个高中生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创办一家有影响力的公司,或推动一项公益项目取得重大成果,他的竞争力可能远远超过一个考试高分的学生。也有些学生通过独特的经历打动招生官,比如我听说过一位华裔学生凭借自己驾驶帆船从美国航行至新西兰的壮举,赢得了名校的青睐。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名校情结”更强? 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中国高考录取标准清晰且高度量化,每个考生的分数一目了然。如果考上 A 校的分数必然能进入 B 校,那么 A 校优于 B 校就成了铁一般的事实。这种明确的层级划分,让名校学生在心理上天然地建立了优越感:我们的分数远超你们,而考不上名校的学生也很难反驳。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录取更具主观性。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招生标准,经常会有“完美”的申请者被拒,而某些考试成绩一般的学生反而能被录取。A 校的录取标准可能强调领导力,而 B 校更看重学术研究,这使得能进 A 校的不一定能进 B 校;反之,能进 B 校的也未必符合 A 校的要求。在这种体系下,很难简单地衡量谁更优秀。由于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人们对“哪所学校更好”往往持有不同观点。即便是哈佛、麻省理工这样的顶尖名校,它们的光环也远不如清华、北大在中国的地位那样牢不可破。这种模糊性,使得美国的名校光环相对弱化。

另一个广受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大学是否在录取过程中“歧视”华人?很多人注意到,华裔学生往往需要比其他族裔更高的 SAT 分数才能被顶尖大学录取。这种现象让不少人觉得美国名校对华人不公平。这种看法的根源,往往来自习惯了中国“分数定胜负”的思维模式,而忽略了美国大学录取的多维标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假如一位黑人学生抱怨哈佛“歧视”黑人群体,理由是如果按照短跑成绩来选人,黑人学生应该占 80% 的录取名额,而现实中这一比例却低于 10%。这听起来是否荒唐?因为哈佛招生并不以短跑速度为衡量标准(除非你能跑进全国前几名)。同样的逻辑,哈佛也不是依据 SAT 成绩来录取学生的(除非你能考到全国前几名)。

很多华裔学生还保留着过于强调考试分数的传统,使得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竞争力相对不足,因此会感受到“受歧视”的落差。但这并不是针对华裔个体,而是整个招生机制所导致的结果。美国顶尖大学更倾向于寻找在某个领域表现卓越、独具特色的学生,而不是仅仅考试成绩高的人。此外,华人学生的居住地、中学学校和专业取向等方面都比较集中或相近,这导致了内部竞争激烈。在大学申请时,实际上并不是与其他族裔同学竞争,而主要是与其他华裔同学相比较,这也会容易导致一些优秀的同学落榜。

中美哪种录取方式更合理,或许并无定论。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贫困学生翻身的机会相对更大,因为单纯提升考试成绩所需的资金成本较低。美国大学的录取机制则更灵活,注重多元化。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申请以学术表现为主要依据的高校,这其中有很多大学也是相当不错的。然而,申请美国的顶尖大学,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确实明显不利。因为它们所考量的那些要素,无论是竞赛、科研还是创业,要取得突出成就,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持都是几乎不可能的。

但无论怎样,对于身在美国的华人家庭,最优策略还是尽早理解并适应本地规则,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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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信封悖论

· 阅读需 15 分钟

周末的午后,儿子突然捧着他的数学书,跑来让我解释一道题。这个场景让我有些意外,要知道,他平时对数学可是能躲多远躲多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通常都是直接翻页跳过。我虽气得要死,但转念一想,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也就没法跟他计较了。难得他主动来请教,我接过书,扫了一眼题目,顿时来了兴趣,是经典的“双信封悖论”。

因为这道题与抽奖有关,让我回想起了我之前的一次抽奖经历。我这人财运不佳,和“中奖”两个字天生犯冲,参加过的抽奖活动,不是“谢谢惠顾”就是“再接再厉”。当然,这未必算坏事,至少让我认清现实,远离了赌博、彩票之类的东西,也算省下不少钱。

有奖答题

我之前上班的公司,每到岁末都会举办年会,其中最让人期待的环节莫过于抽奖。奖品从 iPhone 手机到豪华旅行,无一不让人心动。我虽然明知自己手气不佳,但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参与其中,反正没有成本。

那年的年会,抽奖环节依旧扣人心弦。随着一个个小奖项被抽出,我的心也渐渐沉了下去,看来今年又要“颗粒无收”了。就在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主持人的声音突然响起:“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一位幸运观众,获得我们今年的最高大奖!”

我立刻屏住呼吸,紧盯着台上。主持人摸出一张纸条,打开一看,竟然念出了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我仿佛看到了自家祖坟上袅袅升起的青烟。我激动地蹦上舞台,准备领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奖。

然而,主持人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心中的火焰。“这位幸运观众,恭喜你中奖!但是,在领取奖品之前,你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答对了,奖品就是你的;答错了,奖品则会顺延给下一位幸运观众。”

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到我?不过,骑虎难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具体问题我早已忘了,大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公司领导曾提出过一项重要战略,对公司发展影响深远。问该战略提出的具体时间?”然后给出了 A、B、C、D 四个选项。

领导讲话我向来都是当面鼓掌,然后左耳进右耳出,至于具体内容和时间,我哪里记得?无奈之下,我只能凭着“小镇做题家”的直觉,随便选了个 C。

主持人面带微笑地看着我,问道:“你确定吗?你还有一次修改答案的机会,要不要改?”

我心里琢磨着,四个选项的正确概率都是 1/4,改了也不会提高胜算。而且,万一改了之后反而错了,岂不是更亏?于是,我坚定地说:“不改了,就选 C。”

就这样,我与人生中唯一一次可能中大奖的机会失之交臂。事后复盘,我意识到,自己输就输在了“坚持不改”上。后来我想明白了,回答问题是公司要求的,而主持人的任务是活跃气氛,他希望尽快让人中奖,自己也好早点下班回家。并且,他是知道正确答案的。所以,他的话术通常是:如果幸运观众蒙对了,他就直接宣布“答对了!”;如果蒙错了,他就会暗示:“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不要换一个?”直到观众选对为止。只是他可能没料到,会遇到像我这样死心眼、不愿改答案的选手。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当我们完全不知道答案时,每个选项为正确答案概率是均等的。但是,一旦有一个知晓答案的人介入,概率分布就会发生变化,不再是均匀的了。此时,应该根据新的概率分布重新做出最优选择,而不是固守最初的随机选择。

三门问题

与我遇到的情况类似,一个更具迷惑性的问题是经典的“三门问题”(Monty Hall Problem):舞台上有三扇门(比如 A、B、C),其中只有一扇门后藏着奖品。如果你选对了,就能获得奖品。

游戏开始时,你只能随机选择一扇门,比如你选了 A。接着,主持人(他知道正确答案)会打开一扇没有奖品的门,比如 B。然后,他会问你:“你确定要坚持选 A,还是换成 C?”

直觉上,这似乎还是在两扇门(A 和 C)之间二选一,换与不换好像没区别。但事实上,如果你改选 C,中奖概率会提高一倍!也就是说,正确的策略是:一定要换。

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仍然在于:主持人是知道正确答案的,而他的行为改变了概率分布。A 门是你选的,你不知道答案; C 门是主持人选的,但他知道答案。所以这两个门后面有奖品的概率肯定不同。计算过程如下:

你最初选择 A 时,选中的概率是 1/3,而 C 和 B 共同的概率是 2/3。 当主持人刻意排除一个错误选项(比如 B),这意味着之前 B 和 C 共有的 2/3 概率全部给了剩下的 C 门。而 A 作为你最初的随机选择,概率始终是 1/3,没有变化。

因此,换选 C 的中奖概率是 2/3,而坚持 A 只会让中奖概率维持在 1/3,所以换才是最优策略。

双信封悖论

回到“双信封悖论”,这个问题更具迷惑性。想象一下,你参加了一个抽奖活动。主持人拿出两个红包,外表看起来完全一样,但里面装着不同金额的现金。主持人告诉你,其中一个红包里的钱是另一个的两倍,但具体金额是多少,他不会透露。

你随机选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 2000 元。但另一个红包究竟有多少钱,你无从得知。现在,主持人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可以坚持拿当前的红包,也可以换成另一个红包。那么,你该如何决策?

根据前面的经验,我们知道这时候不要瞎猜,要计算一下概率,算算另一个信封中奖金的期望值:

当前信封的金额已知,为 2000 元。而另一个信封中的金额可能是 1000 元(如果当前信封是金额较大的那个)或者 4000 元(如果当前信封是金额较小的那个)。

由于最初选择信封是随机的,我们选中较大金额或较小金额的概率各为 0.5。因此,另一个信封中的奖金期望值为:

0.5×1000+0.5×4000=500+2000=25000.5 \times 1000 + 0.5 \times 4000 = 500 + 2000 = 2500

由于 2500 > 2000,按照期望值计算,我们应该换信封。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悖论呢?

假设在平行宇宙中,有两个人“甲”和“乙”同时参加这场游戏。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两个信封,但甲选择了 A 信封,乙选择了 B 信封。

当主持人让他们做最终决定时,甲和乙都按照上面的计算方式得出同样的结论:换信封更有利。于是,甲换到 B,乙换到 A。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只是交换了彼此的信封。

然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们的总奖金数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总金额不会因为“换信封”这件事就凭空增加。可按照期望计算,他们似乎都提高了自己的奖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哪里出错了呢?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计算另一个信封的期望值时,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可能出现的金额是在正整数范围内均匀分布的。然而,实际的抽奖奖金不可能符合这样的均匀分布。

程序员对此可能感受更深。如果要让计算机生成一个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我们必须指定一个有限区间,比如 0 到 1 之间,或者计算机能够表示的整数范围。但如果我们真的试图在整个正整数范围内生成一个均匀分布的随机数,那么任何特定数值被选中的概率都会是零,而最终选出的数值则必然是一个无穷大。

换句话说,如果信封中的金额真的遵循“正整数上的均匀分布”,那么我们打开信封后,看到的金额应该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按照前面的计算方法得出另一个信封的期望值也是无穷大,所以换不换都没有区别。

但现实情况是,我们打开信封后,看到的金额总是一个有限的数值,比如 10、20、2000 等。这说明,主持人给出的金额并不是从一个无限的均匀分布中随机选取的,而是遵循某种其它的概率分布。

如果没有任何背景限定,通常情况下,这种金额的概率分布更符合指数分布,也就是说,金额越小,出现的概率越高;金额越大,出现的概率越低。理想情况下,比如,奖金金额每翻一倍,出现的概率就减半,我们在这种概率分布的前提下重新计算期望值,会发现:另一个信封的期望金额恰好等于当前信封的金额。换句话说,换不换信封,期望奖金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换了就赚”的优势。

当然,在现实中,通常还会有一个限定范围,比如在公司的抽奖活动中,奖金数额往往更符合泊松分布,即某一范围内的金额出现的概率较高,而超出该范围的概率较低。这时候,换不换信封就需要具体分析了。例如,如果老板一向抠门,奖金通常不会太高,那么当你打开信封看到 2000 元时,就应该“见好就收”,不要指望另一个信封有更高金额;但如果老板非常大方,平时奖金基本都在 4000 元以上,那么如果你打开信封发现只有 2000,那当然要果断换,另一个信封大概率是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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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搬家

· 阅读需 6 分钟

最近,WordPress 不断地推送充值建议,并且插入的广告也越来越多。现在写博客的人越来越少,不知道 WordPress 还能坚持多久。这让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换一个博客平台了。考虑到 GitHub 的安全性较高,我利用年底假期的时间,尝试了将内容迁移到 GitHub,并且使用 Docusaurus 搭建静态博客网站。

三年前,我开始使用 Docusaurus 搭建电子书网站,对这个工具非常熟悉。它可以把 Markdown 格式的文本转换成网页,操作简单且功能强大。搭建静态博客和搭建电子书网站的方法非常相似,最主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书籍是按章节排列的,而博客则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因此,当我决定搭建静态博客时,Docusaurus 成了首选。

博客迁移的核心是将 WordPress 的内容转换为 Markdown 格式的文本。幸运的是,随着静态博客的流行,有许多开源工具可以帮助完成这一工作。转换好的文本再稍作调整,便可以用于 GitHub 的静态页面。

最麻烦的部分是转换之前的博客留言。静态网页本身无法支持需要动态变化的留言系统,因此只能借助外部服务来实现留言功能。既然博客内容已经放在 GitHub 上了,我选择了 GitHub 的 Discussion 功能来支持留言。不过,这意味着只有登录 GitHub 的用户才能留言。在 WordPress 平台上,留言都是 WordPress 用户们添加的。两个登录系统不兼容,肯定是没法直接搬迁的。估计我也只能用我的 GitHub 账号手动拷贝留言到新系统,我能做的也就只有尽量保留留言者当时使用的网名。

在搬迁博客的过程中,我也趁机回顾了一下我的博客历程。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网络对于用户基本还是只读的,我主要利用它看看新闻查查资料。后来各种论坛和聊天工具繁荣起来,网上终于有了互动。二十一世纪初,我在上海工作,当时微软的 MSN 是小白领中最受欢迎的聊天工具,公司里人人都有账号。2004 年,MSN 增加了博客功能,于是我也开始发博客,分享我的生活和技术经验。回顾当时的博客,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如何创建 MSN 网页的,现在都变成了死技术。再后来,MSN 博客改名为 Live Spaces,那是它最辉煌的时期。我在那段时间写了大量关于 LabVIEW 编程的博文,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欢迎。在读者的鼓励下,我还将我的博文整理成书出版了。

这个 Wordpress 博客是我在 2007 年 5 月 13 日开通的,但之后并没有真正使用,所有的博文依然是发布在 Live Space 上。2010 年,微软突然放弃了博客业务,Live Spaces 关闭。我只好于当年 11 月 8 日把博客迁移到了 WordPress。当时我身在国内,而 WordPress 服务器在境外,访问起来并不方便。我也考虑过国内公司提供的博客服务。新浪、百度、搜狐等一些大公司都希望从 Live Spaces 分一些用户过去的。可是国内的博客服务都带有过滤和审查的,经常莫名其妙就提示有敏感内容不能发表。这让我非常反感,也就没有迁移到那些平台去。后来由于审查越来越严格,这些公司干脆都关闭了博客服务。

博客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我现在写博客的频率也远没有最初几年那么高了。但我很庆幸自己曾经记录了那么多生活片段,让我可以在现在和将来时不时地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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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初中

· 阅读需 12 分钟

去年回国一趟,就考虑写一些回忆文章,记录一些还能想得起来的事情,可是一直没动笔,毕竟还有太多更重要的事了。最近跟老婆讨论起我初中因为淘气,腿受过伤,就顺便把还记得的初中的几件事记录一下吧。

我初中就读于齐齐哈尔铁路第五中学。后来,随着铁路体制改革,和其他铁路系统的学校一样,这所学校也被划归地方管理,改名为齐齐哈尔第四十五中学。前几年回老家时,我特意去看了看曾经学习过的地方。然而,如今的学校已完全变了样子,尽管还是那个熟悉的位置,但我却找不到任何记忆中的景象了。

大楼

最令我怅然若失的,莫过于那座承载着我青葱岁月的教学楼,已经被拆除了,终究湮灭在了时代的烟尘里。这栋始建于伪满时期的二层砖楼,最初属于日本信永小学。几经历史变迁,最终定格为齐铁五中,成为我们求知问道的殿堂。教学楼的主楼巍然屹立,朝向东方,两侧翼楼如舒展的羽翼向西延伸,俯瞰呈“凵”字形,宛如小舟承载了每位师生。外墙是经典的米黄色,虽不华丽,却也庄重典雅。办公室集中分布在主楼二楼,教室则主要排布在两侧的翼楼。每间教室都有朝南的四扇高大窗户,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教室的每一个角落。苔痕般绿漆已经剥落,露出窗框上皴裂的纹理,为大楼增添了几分沧桑美感。

教室里依然铺着七十年前的木地板,一楼地板下方是一个地下室。在寒冷的东北,有了地下室,一楼就更容易保持温暖干燥。地下室的另一个主要用途是铺设各种水电管道,贯穿了整栋大楼。除非需要检修,平时几乎没人会进入地下室。

随着时间的流逝,地板有些地方已腐烂开裂,有时铅笔掉在地上会直接从缝隙落入地下室。我所在的教室的后方角落,地板上有一个盖板,打开就可以通向地下室。盖板平时被桌椅压住了,老师都不一定知道它的存在,但学生们早就研究明白了如何利用这个入口取回掉落的文具。地下室的高度有限,成年人无法站直,当时我个子小,在某些地方也得弯腰才能通过。

记得有一次,我们帮生物实验室打扫卫生,老师让我们把一副已经破损的人体骨骼模型打包扔掉。我突然就来了坏主意,把模型拖到了地下室,然后在另一个班级地板上找了处裂缝,把模型的手骨伸了出去。不一会上面就传来了一片吱哇乱叫。

每年元旦,学校都会组织新年聚会。同学们带着好吃的,在教室里围坐一圈,一边吃一边欣赏其他同学表演的节目。吃的只有瓜子、苹果、桔子等零食,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然而,零食虽好吃,之后的打扫卫生却是一项苦差事。每次聚会结束,教室都是一地狼籍。有一次恰好由我负责清理垃圾,看着堆积如山的果壳纸屑,我灵机一动,拉开地下室盖板,将垃圾一股脑推了进去。老师出去转了一圈的功夫,回来发现垃圾都没了,不得不带着疑惑投来赞许的目光。

花池

初中生活给我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印记”(物理上的)。

教学楼前,正门两侧有几处花池,花池外围着一圈铁质护栏,大约到我膝盖那么高。护栏比较简陋,只是被焊在一起的铁条,竖直方向的铁条每根之间大约间隔一尺左右,顶端略微尖锐,但算不上锋利。当时的我完全意识到它的潜在危险,反而把护栏当成了“梅花桩”,踩在它的尖上走来走去,有时也会在护栏里外跳来跳去。

一天,我为了抄近路回教室,打算从护栏上跳过,直接穿过花池。但那天刚下了雨,地面湿滑,意外发生了——我摔倒在了护栏另一侧。尝试起身时,左侧大腿传来剧痛,我竟然完全无法站起来了。旁边的同学发现我的裤子已经被血水染红,吓得手忙脚乱地把我抬到医院。

当年的东北治安混乱,时常有小流氓斗殴。医生见惯了刀棍外伤的病人,对我根本不当回事。把我安排进门诊手术室,然后就没人管了。当时几名同学都急得不得了,催促了医生好几次。而我则强装镇定,对同学说只是小伤,根本不要紧。医生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来,结果麻药都没有,直接把消毒液喷在了我的伤口上,然后揪起腿上的皮肤就开始缝线。尽管每一个步骤都带来钻心的疼痛,但我不想在同学面前丢脸,咬紧牙关,才总算没哭出来。医生草草处理后就打发我回家了。

老爸多少了解一点医学常识,到家后得知我没有打过破伤风疫苗,赶紧再次把我送到医院打疫苗,又折腾了一趟,才算把伤口完全处理好。

事后,我发现左大腿内侧少了一块肉,肯定是被护栏的尖头刮掉了。回想起来,十分后怕:幸好没有扎到更重要的部位,否则也许就残疾,甚至没命了。

因为腿上少了一块肉,又被强行缝合在一起,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左腿无法完全伸直,只能拄着拐杖走路。后来可以自己走路了,也还是一瘸一拐的。我当时相当沮丧,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瘸了。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尽管腿上至今仍然留有一个大坑,但只要穿上裤子就看不出来曾经受过的伤了 :)

落叶

教学楼坐落于学校的最北端,正对着校园大门。教学楼南侧是操场,再南边是一处葡萄园。葡萄园面积不小,每年都能产出数量可观的葡萄。学校为此还专门在靠近大路一侧建了售货亭,销售自产的葡萄。然而,齐齐哈尔的冬天过于寒冷,气温动辄零下三十几度,学校的葡萄无法耐受这样的严寒。于是每年秋天,学校都会把葡萄藤埋入地下,再在上面盖上半米厚的树叶以保暖,这样葡萄才能安全过冬。

收树叶的工作就落在了我们学生身上。每年国庆节都是我们收树叶的日子。小时候的天气似乎比现在更冷,九月底,夜间气温就已降至零下了,经常扒开树叶,发现下面都是冰。

我算是比较勤快的,干活一点不偷懒。不过我当时既没有搬运设备,也没有趁手的工具,只能在学校附近徒手跟其他同学争夺为数不多的落叶,效率十分低下。有些同学家里有“倒骑驴”和耙子,他们可以去更远的落叶堆积丰富的地方收集,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学校给每个同学都定了指标,是十还是二十麻袋的树叶,具体数字我已记不清了。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是会被批评的。作为劳动的奖赏,每个学生会分得半斤小葡萄。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已经是非常丰厚的回报了。

看见窗外的红叶,我又回想起了小时候劳动的情景。转眼间,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或许是对过往的怀念吧,我在自家院子里也种了几株葡萄。是新培育出的耐寒品种,不需要任何照料就能安然越冬。然而,葡萄我却是吃不到的,因为松鼠总能抢先一步,只留给我一地的葡萄皮。收拾树叶依然是每年固定的工作,当我清理草坪的时候,儿子总要陪在一旁,要么在堆积的落叶上打滚,要么把我收集好的树叶再吹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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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学校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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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今年的高考过程中,我比较了一下当前国内受欢迎的大学和专业与我当年的情况。出乎我预料的是,受欢迎的专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可能主要归因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热门行业的不断更迭,进而影响了学生们的选择取向。

回想我当年考大学时,学校是老爸给选的,而专业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完全根据个人兴趣选择的专业,并未考虑市场需求。我的第一志愿是建筑学,因为我当时热衷于绘图和建筑设计。当学校录取分数线公布后,我发现自己高出几十分,以为稳操胜券了,于是开始利用暑假苦练素描等基本功。然而,最终还是未能被建筑系录取。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建筑学是我们学校当时最受欢迎的专业,没有之一。只有考到前一两名的同学才有把握被录取。建筑师梦想破灭后,我只好转向去做了码农。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几年由于房地产行业低迷,建筑学竟成了我们学校的垫底专业。录取的多是其他专业落榜后被调剂来的学生。当年一些极其热门的专业,如金融等,的热度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业的受欢迎度大大提升,比如计算机、软件等。

相较于专业热度的剧烈波动,学校的热度变化却相对稳定,毕竟,在大学中,先发优势是极其重要的。从这点来说,如果能去名牌大学,选学校比选专业对将来发展的潜在影响可能更大。当然,这仅限于牌子最响亮的那几所学校,其它的学校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学校的起伏,需要在几十年的尺度上来观察。对学校热度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其所在城市的发展状况。总体而言,如果所在城市蒸蒸日上,学校也会跟着进步;反之,学校也会随城市衰退。在我上中学的年代,周围的人都觉得南开、天大与复旦、上交是同一档次的,因为当时天津是全国排名第三的城市,与上海差距不大。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天津徒有直辖市之名,吸引力恐怕不及南京、杭州等城市。因此,南开、天大也失去了往日光环。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兰州大学的衰落。反过来,深圳、苏州等城市本来是没有太好的学校的,因为经济发达,不但促进了原有的大学的快速进步,还可以进一步把其它一些顶尖学校吸引过来。

另一个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国家政策。这些年来,国家实施了985、211、双一流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决定了学校能获得多少政府支持,也影响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因为许多企业或政府部门在招聘时都会设置 985、211 等学历门槛。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学校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一些原本差距不大的学校,因未能进入 985 或 211 行列,逐渐与入围学校拉开了差距。

可以预见,这种趋势在未来还会继续。虽然难以预料国家是否会推出新的教育工程,但城市的发展态势相对易于估计,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将会越来越好。对这一切最好的度量,说的庸俗一点是“钱”;说文雅点,在众多指标中,对学校未来发展影响最大,又容易量化的指标是学校的年度预算和人均预算。毕竟,国家支持也好,地方支持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在资金上。我找到了一张今年各高校预算的表格,预算每年都会调整,需要每年参考新的数据。那些长期资金充足的学校必然会越来越好;反之,资金匮乏的学校则可能逐渐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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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命运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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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是中国高考的月份。高考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很多年没有关注过了。尽管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高考极其重要,堪称决定命运的时刻。时过境迁,如今的高考,其意义或许已难与当年同日而语。不过,随着儿子年龄渐长,我又开始重新关注起高考。我同龄人中,很多人的孩子已经进入大学了,我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儿子的未来。

我这个年纪回顾高考,肯定不会再考虑题目或者分数之类的具体内容了,想的更多的是它对个人的深远影响。

如果将社会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级,那便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血缘。我不否认确实有人白手起家进入上流社会,也有钟鸣鼎食之家走向没落,但这样的比例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阶级在出生时就已经基本确定。

无产阶级内部若再细分,可将其中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归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衣食无忧,还能经常休假、购买奢侈品,甚至培养一些既烧钱又耗时的兴趣爱好,如摄影、旅游等。他们的生活质量其实相当不错。但本质上,他们与低收入者同属无产阶级,彼此间并无太深的护城河。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转换相当频繁:中产向上发展极难,向下跌落却很容易。这或许就是“中产焦虑”的本质所在。

我个人认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掌握“规则制定权”。当然,有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层级也千差万别。位高权重者,如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其决策足以影响亿万民众的生活轨迹;权力范围稍小者,如大型企业高管,其管理决策亦能左右成千上万员工的工作模式与生计。有产阶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调整政策、塑造制度环境,为其后代继承权力和资源铺平道路,从而将优势固化在家族或特定小团体内部。

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的最主要区别体现在选择权的多少上。中产阶级虽然无法改变社会,但通常拥有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职业方向,有机会跳槽至薪酬更高的企业,有能力选择在更宜居的城市生活,甚至部分人能够选择在不同国家寻求发展。而底层民众,其生活目标往往聚焦于“生存”本身,大多数人难以进行长远规划和多元选择,更多的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前行。然而,中产阶级的选择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优渥的生活,却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中产父母可以竭力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比如选择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购买优质学区房,但这仅仅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子女未来能否维系甚至提升现有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其自身的努力和机遇。

回溯历史,在我老爸上大学的年代,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仅有寥寥数万人。等到我上大学的年代,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已增至数十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然是凤毛麟角。那时候,进入一所正经大学,几乎等同于预订了一份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从而稳稳迈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当时,区分中产与下层,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就是这一纸文凭。穷人家的孩子若能高考成功,便可一跃成为中产精英;而中产家庭的子女若在高考中失利,一旦失去父母的荫庇,则可能有跌落至社会底层的风险。

我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生规划,也完全意识不到高考对于改变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如果当时能有现在的认知水平,我的学习态度肯定会大不相同。当然,现在高考的意义可能又有所不同了。如今年轻人口数量锐减,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却已超过千万。社会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中产职位,仅凭大学文凭已无法保证一个人能够进入中产阶级。年轻人想找一份好工作,越来越依赖大学之外的资源,比如父母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等。

在探讨阶层与资源分配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点:判定一个家庭是否属于有产阶级,核心在于其对财产的实际可支配性。现代社会的一大发明是将资源的所有权、分配权与使用权剥离开来。例如,某些制度设计中,土地等生产资料名义上归“人民”或“集体”所有,但其分配权与使用权却高度集中在少数特定人群手中。此时,“所有权”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一纸空文。同理,一些身处关键岗位的小领导,虽然理论上仅拥有政策的执行权,但由于享有高度灵活的自主裁量权和对规则的解释权,因此实际上也拥有了部分规则制定权,也应视为有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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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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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群里看到很多人关于中国股市大跌的小视频。我于是查了一下上证指数,好像也没跌多少嘛,才跌了几百点而已。要知道,上证指数最高点是在 6124 点,这次大跌之前,指数也只有三千多点,可想而知,上证历史上是有过几千点的大跌的。不同的是,现在是自媒体爆炸的时代,大家都喜欢用夸张的表达方式来吸引眼球。

既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回顾了一下自己的炒股历史,记录下来。

我是在大约 2000 年的时候开始进入股市的。那时候刚步入职场,收入还行。单身的我没有什么开销,很快就积攒了一笔小钱。我就想,如果将这笔钱用于投资,或许会产生额外的收入。

当时,身边的同事们都在热议炒股,我也决定尝试一下。恰好,我工作的地点极其方便炒股。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一座高层写字楼内,一楼有两家银行,二楼是一家证券公司。当时,证券交易刚刚开通了网络交易功能,我甚至不用离开办工桌就能完成买卖操作。但是,转账功能还无法在网上进行。于是我就会趁工作间隙溜到一楼银行取了钱,再跑到二楼证券公司存入,然后购买股票。

最初对股票完全不懂,买啥呢,那就听专家的吧。我阅读了众多网站、论坛上专家们的意见,精心挑选了几只股票。然而,不幸的是,我重仓的那只股票,自从买入后便一蹶不振,经过漫长的阴跌之后,最终退市,让我血本无归。在这支股票上亏损的一万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算是笔“巨款”了。我以极其惨重的代价学到了股市中的第一课。总结经历,有两点教训:

首先,一定要跑得快,切勿心存侥幸。我调整了自己的期望,也不求赚大钱了,只要别亏就好。所以可以踏空,但不能被套,有任何风吹草动一定要先跑掉。

其次,我逐渐意识到中国股市不是用来投资的,这就是个庄家开的赌场。市面上看到的任何消息、数据都可能是庄家故意给你看的,不可轻信。

在第一次投资失败后,我改变了策略。我卖掉了个股,转而买入基金。面对海量真真假假的各种信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研究每只股票了。而那些历史业绩一直比较好的基金,再怎么说,也会比我们散户更了解内部消息的,还是交给他们来选股吧。就这样,我陆陆续续把攒的钱投入了几个业绩不错的基金里。

到 2007 年,股市突然开始起飞,我基金账户里的资产也跟着水涨船高。然而这时我却开始有些恐慌了,就怕它突然跌回原形。

一天在街上闲逛时候,看到一个地摊在卖书,就随手拿了一本股票相关的书。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力,以至于我完全不记得书名了,但我至今对书中的两段内容记忆犹新。第一段是它虚构了一个庄家炒作股票的案例。大致的内容是说某化肥公司,突然发现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具有治疗癌症的特效。然后开始专家论证、实验一期、二期、三期,不断放出各种好消息。于是股价飞涨,韭菜被引诱入局,庄家则趁机出货。最后自然是其对癌症毫无疗效,股价打回原形。我当时反正不想买个股了,这个故事也就当笑话看了。谁知道几年之后,有个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一支啤酒厂的股票,说是他们发现酿酒的某个产物可以用作乙肝疫苗,等疫苗上市,股价必然大涨。当时我就想,这股市还真是个笑话啊。

我还记得的第二段内容,介绍了如何打新股,同时计算了打新股的收益。打新股收益不算很高,但在当时风险极低。于是,我就清空了所有基金,专门打新股。牛市期间,再加上当时创业板刚刚开启,新股发行极其密集,资金基本不会闲置。当时新股普遍受到追捧,打新股的收益远超了我的预期。不过,更重要的是它让我躲过了后续的大跌。2007 年底,股市突然掉头向下,所幸我没有任何持仓,躲过一劫。

熊市来临,新股上市被暂停,反正我也没钱打新股了。那年我结了婚,于是把钱都取出来买了房。因为没有贷款,之后很快又逐渐攒了一些存款。等股市跌的差不多了,我又开始陆陆续续买入基金。这时候都不需要转钱到证券公司了,在网上银行就可以直接购买开放式基金。

2012 年,我搬家到了美国,但当时大部分的资金仍然还是在国内基金账户里。到 2015 年的时候,股市再次起飞,俨然就是 2007 年的翻版。我也摩拳擦掌,准备再赚一笔,于是那段时间经常关注股市走向和账户的市值。老婆每次检查我的账户,就会说:已经赚了不少了,你赶紧都卖了吧。而我也总会说,再等等。我本来预期它的走势会跟 2007 年比较像,涨上一年左右,创下新高。可惜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这次才涨了半年就开始掉头了。幸好我还记得之前的教训,立刻卖光所有基金,算是保住了胜利果实。

这次股市大跌之后,因为又要买房,我就把大部分的钱都转到了美国。当时国内对于换汇是非常宽松的,甚至都不需要去银行柜台,直接在网上银行操作就行。唯一的限制是每人每年5万美金的限额,但这不难,也没多少钱,找几个亲戚帮下忙就都换好了。国内的银行账户依然留了个零头,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在股市企稳后,还是买成了基金。

后来再攒的钱都投入了美国股市,也就没再关注中国的股市了。但我平时还是一直留意中国的新闻的。去年某一天,突然在新闻里看到政府要加强证券交易的监管,打击恶意做空。读到这里,我想了想,虽然持仓的基金没几个钱,也还是全都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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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表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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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直在琢磨着买一只手表。不是现在流行的智能手表,而是想要一块机械表。因为从小我就对机械表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这不仅源于我对长辈们的机械表的羡慕,也因为我在大学时学了不少机械设计课程,并且亲手设计过一些精密机械结构。

我小时候的生活条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我经常需要捡其他大孩子用过的东西,比如表哥穿小了的衣服。有一次,我看中了二姨的手表,便千叮咛万嘱咐她:“二姨啊,你的表要是戴小了,一定要给我啊!”

在我父母那一辈,年轻人参加工作赚钱后,首要大事之一就是买一块手表。那个年代,国内有很多表厂,最著名的包括上海、北京和天津的表厂。虽然厂家众多,但它们的主打产品机芯都是由轻工部设计的一款统机机芯。尽管机芯主体结构相同,但细节改进和生产工艺的差异仍会影响手表性能,质量最好的要数上海牌手表及其使用的 7120 机芯。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而一块上海牌手表要一百多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虽然价格昂贵,机械表的精度并不高,低端机械表每天误差几分钟是常事。童年记忆中,大人们每天早上都要根据中央广播电台的整点报时校对手表。

电子表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入门电子表价格也要一百多块钱,比一般的机械表还贵。我有一个舅舅,用工作积蓄买了一块电子表,跟我们显摆。那块表带着小灯,非常高级,让我们羡慕不已。没想到,电子表降价速度极快,不到两年时间价格就降到只需几块钱。机械表因成本高,无法降价。电子表和石英表比机械表更精准,功能更多,价格更低,机械表几乎被淘汰,很多年都没有再在我身边出现过。

直到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了闲钱,机械表才又找到了新定位:高端作为珠宝,低端作为玩具。

我再次接触机械表是在大学毕业工作后。有位女同事刚找了个富二代男朋友,一天,她撸起胳膊伸到我面前说:“给你看看我男朋友送的浪琴”。当时一只浪琴的价格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收入,相当值得炫耀。可惜她炫耀错了对象,我穷屌丝一枚,对奢侈品毫无了解,只在广告里听说过劳力士,于是随口就说:“又不是劳力士,有什么好的得瑟的。”

虽然嘴上不能输,但心理偷摸记下了:原来小姑娘喜欢这种奢侈品,等我有了女朋友,也可以送她这些。送人礼物是一回事,我自己并没有因此就对奢侈品增添任何兴趣。

高中时我有了自己的石英表,不过我不喜欢在身上绑任何东西,手表多数时候躺在书包里,只有考试时才会戴在手腕上。工作后,手机开始普及,手表更显得可有可无。现在,我唯一使用手表的机会就只有在游泳的时候了。因为近视,我在游泳池里看不清岸上的时钟,又怕超时误事,只能戴块手表游泳。

至今,我也没有买过智能手表,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功能不够吸引我。所有智能手表能做的事,手机都能完成,而手机又是必须随身携带的,智能手表显得多余。如果将来手表能像手机一样方便的收发文字信息,我可能也会用智能手表替代手机,毕竟手表比手机容易携带。

不过,最近心里痒痒的,总想着弄块机械表。或许是机械情怀又在作祟了。


后记:

在萌生了购买机械表的想法后,我开始在网上搜寻。我理想中的机械表应该集所有优点于一身:既经济实惠又显高端大气、既轻巧纤薄又坚固耐用、既简约大方又复杂多用、既走时精准又免于维护。可惜没有这样的“完美”表啊。

我先后考虑过浪琴和欧米茄这两个品牌。不过老婆只钟情于劳力士,极力推荐我也选择同一品牌,这样就能戴上情侣表。但劳力士的设计风格并不符合我的审美,尤其是它以密底设计为主的特点令我难以接受。我选择机械表的初衷就是想一睹机芯运转之美,如果看不到内部结构,与佩戴石英表又有何区别?

有一次,我已经购入了一款浪琴名匠190周年纪念版腕表。它优雅的外观完全契合我的审美理念。遗憾的是,这份喜悦仅维持了短短几个小时:将新表带回家后,我仔细端详时发现表盘内有一根细毛。考虑到这根毛可能会影响机芯运转,我向销售店反映了这个问题。由于店里这个型号仅剩这一只,无法为我更换,我只好选择退货。尽管后来得知表内有毛并非罕见现象——这被表友戏称为"瑞士毛",据说对表的性能影响不大,但我还是放弃了重购的念头,也许这就是缘分未到吧。

随着时间推移,买表的热情逐渐消散了。想想花那么多钱买个玩具,有点过于奢侈了,还是算了吧。其实,要满足对机械结构的热爱,自己组装一块手表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得益于网购平台的便利,我找到了琳琅满目的手表配件。于是我购置了一整套配件和修表工具,组装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想来若是在从前,非专业人士要收集这些零件绝非易事。

虽然整套配件和工具的总价不过数百元人民币,成品的完成度也因我技艺生疏而略显粗糙,但这款独一无二的作品依然令我倍感欣慰。这是我对机械之美的追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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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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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儿子小学毕业。在他就读的这六年间,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这篇文章记录了我的一些感受,主要是围绕我和儿子两代人的小学教育经历展开对比。

十年前,我做出了移居美国的决定。这个选择并不轻松,因为彼时我已在国内工作多年,不再年轻。与刚毕业的学生相比,我出国不仅要面对更多挑战,还要承担更高的机会成本。在反复权衡后,儿子的教育问题成为了促使我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之一。那时他才刚来到这个世界,但我已经能够察觉到他性格中与我相似的特质。回望自己的学生时代,虽然童年记忆总带着一丝温暖的光辉,但我对中小学教育经历仍有一些遗憾。

让我最难以释怀的有两点:首先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老师们往往更关注成绩优秀的学生,而对学习困难的学生多以批评和惩罚对待。作为后者,我不仅没能得到足够的关怀与引导,反而在频繁的批评中逐渐养成了自卑心理。其次是教育内容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灌输,有时甚至为了宣传需要在教科书中添加失实的内容。这两点,都是我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孩子避免经历的。

到儿子出生那年,我对国内中小学教育又多了一个新的忧虑:教育内卷日益严重。为了进入理想的大学,就必须考入重点高中;为了上重点高中,就要从优质初中、小学开始铺路;为了进入好的小学,从幼儿园起就要提前学习小学课程。除了应付繁重的课业,还要在各类才艺上全面发展,参加各种培训班和竞赛才能保持竞争力。看着周围朋友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玩耍的快乐时光。我既不忍心鸡娃,又担心他在竞争中落后,就只能考虑带他离开这个环境。

儿子出生前,我因工作关系多次往返美国,断断续续在这里生活了近一年时光。虽然当时并未特别关注教育议题,但多少从同事那里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教育理念,感觉它更符合我的期望,也坚定了我选择让儿子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决心。

学制

美国实行的是 13 年义务教育;中国则是 9 年义务教育。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一共包括十三个年级,被简称为 K12。其中 K 是 kindergarten(学前班)的缩写,是义务教育的第一年,后面 1 ~ 12 每个数字代表一个年级。在美国,小学和中学的划分有很强的地方自主性,每个镇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作出不同安排。最常见的分法是把 K 至 5 年级划归小学;初中为 6、7、8 三个年级;高中是剩下的四个年级。一些城镇采用较为简单的两级制,仅分为小学和中学;也有城镇采用更为细致的四级制,分为初小、高小、初中、高中。“高小”这个词在国内解放后就很少听说了。美国小朋友一般是 5 周岁开始上 K,中国小朋友一般是 6 周岁开始上一年级。从学制对应来看,中国的六年制小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 1 至 6 年级,初中则对应美国的 7 至 9 年级。

在学年安排上,国内学校通常将一学年分为上下两个学期,并以寒暑两个长假作为学期间的分割。美国的情况更为灵活,没有全国统一的假期安排,大多数地区仍会将学年划分为两到三个学期。但是由于美国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长寒假,学期之间的界限就显得不那么分明。以我所在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为例,新学年开学时间与国内相近,通常在八月底九月初。在圣诞和元旦之间会有大约 10 天的节日假期,此外多数学校还会在二月至四月期间安排一到两个为期一周的冬假或春假。美国学校的暑假一般比国内的长,会持续两到三个月。

美国学校的班级运作方式也呈现出与国内迥异的特点。首先是班级规模的差异:国内教育部虽然规定每班不超过 45 人,但我上学的时候,每个班级都超过 60 人;而美国小学的班级则普遍保持在 20 人左右的规模。其次是班级的延续性:在国内,除非特殊情况,一个班级从组建到毕业基本保持稳定,任课老师和同班同学也相对固定。而在我儿子就读的美国小学里,不仅班主任老师每年更换,学生也会每年重新分班。在他们年级近百名学生中,经过六年的时光流转,儿子几乎跟每个孩子都有过同班的经历。这一点让我深感欣慰,因为孩子们不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老师和同学,也不必担心遇到不太投缘的老师就要忍受整整六年。另外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美国小学的主要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都由班主任一人负责教授,只有音乐、美术、体育、图书馆阅读课等专业课程才由专科教师执教。等到步入初中,班级的概念又会发生更大的转变,因为已经没有固定教室了。每个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选课安排,在不同的教室间穿梭,这种模式与国内大学的情况颇为相似。正因如此,美国中学的走廊上总是排列着大量储物柜,供学生存放随身物品,这也成为了美国校园文化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国内这种稳定的班级制度自然也有其优势,比如,有利于同学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友情。尤其是同桌之间的友谊,朝夕相处之下往往能结下,会更加深厚。而在美国,由于采用独立的小桌子,已经没有了同桌的概念。不过老师们经常会将几张小桌子组合成圆桌形式,便于学生们进行小组讨论。这种分组也是灵活多变的,会根据教学需要不断调整。

私立学校

在美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个教育阶段都有私立和公立之分。虽然公立中小学提供免费教育,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会优先考虑收费的私立学校。由于我的孩子就读的是镇上的公立小学,我对私校的了解相对有限,不过仍想分享一些基础信息。

一般而言,同一区域内的私立学校在师资配备、教学设施等各方面都会优于公立学校。这种现象不难理解 - 私立学校需要通过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营,如果教育质量无法令人满意,家长们自然会选择免费的公立教育,这样的私校也就办不下去了。由于美国的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公立大学也会收取学费。因此在大学阶段,私立与公立之间的差距会相对较小。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教育质量的评判不能简单地用公私来划分。许多优质学区的公立学校,其教育水平往往好过差学区的私立学校。

美国的私立学校呈现出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些被称为“贵族学校”的顶级私校,每年的学费高达六万美元以上(2023 年数据),而且学校的运营还依赖来自家长、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大量捐赠。进入这类顶级私校,并非仅仅交钱即可,它们的录取程序与大学极为相似,需要学生参加标准化考试,准备申请文书,并通过面试环节。甚至,学校不仅要面试学生本人,还会与家长深入交谈,以确保申请家庭的教育理念与学校相契合。

对于不那么富裕的家庭而言,选择普通私校可能更为实际。如果是走读制的普通私校,年度学费可以控制在三万美元以下。此外还有一类特殊的私立学校是由教会创办的,主要依靠教会资金支持,因此学费相对更为亲民。不过,由于这类学校往往会将宗教教育融入课程,对于无信仰或持其他信仰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慎重考虑。

相比之下,中国的私立学校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目前中国较为知名的私立学校主要服务于外籍人士子女或计划出国深造的学生。尽管中国家庭历来重视教育投入,私立教育市场本应大有可为,但受制于体制因素,私立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限制。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维护政权稳定和宣传意识形态始终是最重要使命,因此国家对教育领域保持着较强的管控。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要求私立学校执行统一的教学大纲,甚至将入学时的择优选拔改为随机抽签制度。这些政策调整无疑会给私立学校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公立学校

美国的公立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免费支持。不仅免除学费和教材、文具、电脑等费用,在我所在的镇上,学校甚至为学生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与中国的统一的教科书体系不同,美国学校没有通用的教学大纲,每个老师自己决定课程的内容,列出相关的参考书目。因此,美国的课程更依赖图书馆资源。说到图书馆,不得不称赞一下美国发达的图书馆系统。每个村镇、每所学校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不仅完全免费开放,而且利用网络互通有无,让读者可以获取几乎无穷无尽的资源。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阅读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小学生可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书面作业,但每天的书籍阅读却是雷打不动的必修课。正是得益于便捷的图书馆系统,我的儿子从幼儿园到现在积累了丰富的阅读量,这也是我对美国教育系统最为欣赏的地方之一。

公立学校虽然免费,但教学质量却是良莠不齐。与中国类似,美国不同学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巨大,优质学区的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美国对中小学采用 1 到 10 分的评分制度,这个分数已经成为华人购房时的重要参考指标。不少华人执着追求 "10-10-10" 学区,即小学、初中、高中都达到 10 分的顶级学区。即使不那么苛求的家庭,也很少有人会选择去一两分的学区定居。曾经听某个有经验的同事讲过,在 1、2 分的小学里,老师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男生违法犯罪、女生意外怀孕。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学校之间差别确实是比较大的。按我个人的标准,7 分以上的学校就已经称得上是优质学校了。

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历来是美国教育最好的地区。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中小学教育方面也领先全美。我在儿子上学前又特意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学区定居:莱克星顿。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也极负盛名的美国小镇。在我上中学的年代,有一篇课文叫做《莱克星顿的枪声》,讲述了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莱克星顿是一个华裔比例极高的社区:虽然在全美范围内华裔仅占总人口的 1%,但在我儿子的学校里,华裔学生已接近四分之一。在镇上,无论是新移民的亚裔家庭,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白人家庭,都对子女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表面上看,中美两国的学区制度颇为相似,但实际上存在本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的来源上。美国公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当地的物业税。以我所在的镇为例,房屋售价中位数超过百万美元,年度物业税率约为房价的1.5%。也就是说,镇上一半以上的家庭每年都要缴纳超过 1.5 万美元的物业税。这些税收中相当大的比例都投入到了教育领域。根据镇政府公布的 2022 年财政数据,每位公立学校学生的年度教育支出超过 2 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主流私立学校的学费水平。

这种机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优质学区吸引更多重视教育的家庭来此居住,从而推高房价,进而带来更多的物业税收入,让学区能够投入更多资源提升教育质量。但也是这样的正反馈循环,使得美国学区间的差距难以轻易改变。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尚未实行物业税制度,学校经费主要依赖国家统筹拨款。理论上,这种中央调配的方式更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比如可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更多资源。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教育资源的集中程度反而更高,因为掌握资源分配权的群体往往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

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学校常常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现在可能已经有了新的口号了,但不妨就用这五个传统维度来比较一下中美教育的异同。

品德教育,包括规范行为举止和树立正确的三观等,在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中都占据首要地位。两国都非常重视传统美德的培养,如爱国情操、助人为乐、维护集体荣誉等。不过在具体实践中,两国还是存在一些显著差异。

最初我以为崇尚自由的美国对学生的行为管理会相对宽松,但通过观察儿子和周围朋友孩子的校园生活,发现美国学校在某些方面的要求反而比国内更为严格,尤其是在遵守指令、保持专注、与同学友善相处等方面。老师们的观察也十分细致,一次老师发邮件说观察到儿子频繁使用消毒液擦拭桌子,问我们是不是他太担心新冠病毒了。我开始还有点纳闷,儿子一向不怕脏,怎么可能担心病毒。问了他才知道,这个熊孩子在课桌上发现了一个小洞,想试试看能不能用消毒液把洞堵上。儿子还有收集物品的习惯,比如在家里,他有时会把玩具、食物的包装盒和塑料袋留下来,不许我们扔。老师也发现他在学校收集了很多回形针、便签条之类的小物品,告诉了我们。虽然儿子解释说他收集的物品都是别人用剩的,但考虑到可能会被误解为占用公共财物,我们还是帮助他改掉了这个习惯。

在学校与家长的沟通方面,美国与中国也有明显不同。记得我小时候的家长会都是全班家长同时开会,老师会当众表扬或批评某些学生,而评判标准主要是学习成绩。成绩好的学生家长自然倍感光彩,而我老妈就很抗拒参加家长会,因为总是得不到老师的好脸色。相比之下,美国更注重保护隐私,家长会采用一对一形式,每学期一次,每次单独和老师会谈二十分钟,足够进行深入的交流。

除了家长会,当孩子出现不当行为时,美国老师也会及时与家长沟通。儿子也曾几次被老师“告状”:一次是在上课使用电脑时未经允许打开了与课程无关的网页,虽然内容并无不当,但老师仍高度重视,不仅通知了家长,还报告给校长,最终儿子不得不给校长写了检讨书。另外两次则是因为在教室墙面和地面上乱涂乱画。

儿子虽然调皮,但性格温和,每次被批评都能乖乖认错,所以老师一般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即可。儿子班级里也有小朋友不服老师管教的,比如被批评后摔打文具。遇到这种情况,学校就会要求家长当面沟通,严重时甚至让学生回家反省几天。

当然,美国学校在某些行为规范上的确要求较为宽松。比如我小学时上课必须手背后方,正直端坐,而在美国课堂上,学生的坐姿则相对自由。

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美国与中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特别强调社会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种族、性别、身心障碍等诸多方面。虽然美国社会常因种族歧视问题受到诟病,但在反歧视方面的努力却值得肯定。相比之下,中国的某些歧视现象,如地域歧视,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美国的种族歧视。在中国,招聘广告中常见“男性、三十五岁以下、城镇户口、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口齿清楚”等条款,在美国都会被视为歧视行为,可能招致法律诉讼。

美国学校不仅在口头上倡导多元包容,更付诸实际行动。以我所在的小镇为例,虽然居民主要由白人(近六成)和亚裔(超过四成)构成,但为了增加学生群体的种族多样性,学委会特意从非裔聚居区接收部分学生来此就读,并提供免费校车服务。

在特殊教育方面,美国的包容性也更强。与中国将残疾学生集中在专门学校不同,美国倾向于让他们与普通学生共同学习。儿子曾与两名先天性发育障碍的同学同班,这两位同学需要轮椅代步,交流也有困难,学校除了配备班主任外,还专门安排了两位老师照顾他们的特殊需求。

这样的教育环境对培养儿童正确价值观大有裨益。儿子就曾告诉我,虽然班上有些同学在交流和行动上有困难,但他仍然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耍,甚至与其中一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可能是我唯一认为国内教育略胜一筹的领域。虽然我不完全认同国内"鸡娃"的教育方式,但美国这边的学术要求确实显得过于宽松。

我小时候特别讨厌上学,总是期盼放假,甚至有时候生病了,想到可以不去上学都会感到些许安慰;但是儿子却对上学充满热情,有时我们计划长途旅行,如果会影响到他的上课,他都会坚决反对。这种态度差异主要源于一个原因:他在学校完全没有压力。整个小学阶段,都没有家庭作业,也几乎没有考试。即便偶尔有考试,成绩也被视为个人隐私,严禁用于学生排名。以麻州年度标准化考试为例,这是学校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考试成绩由考试机构直接邮寄到学生家中,每个学生只能看到自己的成绩,老师和同学都无权知晓他人的表现。在必须要有排名的场合,比如学校举办选拔赛时,学校会采用匿名代号制度:学生用自创的代号替代真实姓名,然后用这个代号公布成绩。这样每个人也还是只能知道自己的成绩和排名。

美国采用小班教学制,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老师的关注,但关注度并非完全平均。老师倾向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身上。儿子跟我说,对于已经掌握课程要求的学生,老师常会安排他们去图书馆自主学习;而对班上那些在拼写和基础运算方面还需要加强的同学,老师则会投入更多时间进行个别辅导。

儿子的学习水平非常普通。但在这里的教育环境中,老师们秉持鼓励为主的理念。无论是多么简单的问题,只要回答出来,都会获得“太棒了”,“真能干”之类的夸奖。再加上没有成绩排名作为参考,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自信心爆棚,觉得自己是班级里最好的学生。这种教育方式有利有弊。优点是让孩子们拥有快乐的童年,培养了自信心。我作为国内成长起来的差生,是被老师骂大的,容易自卑。但儿子却超级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

然而,这种教育模式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来到美国后,我逐渐意识到,即使远离了"鸡娃"的环境,对孩子未来的担忧也依然会挥之不去。我担心东亚的内卷文化会逐渐影响美国社会,使竞争愈发激烈。儿子现在生活的这么安逸,将来是否能适应竞争激烈的环境?在赞美声中成长的孩子,如果将来在社会上遭遇挫折,会不会因为巨大的落差而产生心理问题?作为家长,我时常陷入两难:孩子课业繁重时,担心他失去快乐;生活安逸时,又忧心他将来会因此受挫。

这些观察主要基于我儿子就读的小学,但美国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使得不同学校之间差异显著。出国之前,我以为美国所有学校都会采用这种轻松的教育方式,了解得多了才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对学业要求相当严格,作业量和竞争程度不亚于国内学校。此外,美国社会对儿童格外的宽容和照顾,但随着年龄增长,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会迅速提高。小学阶段的轻松氛围到了中学就会改变,即便是公立中学,作业量和考试频率也会大幅增加。顶尖高中的竞争程度与中国相当,许多优质公立中学(如波士顿的拉丁中学)也会采用考试招生制度,择优录取。听一个朋友说他的侄女考上了加州一所非常好的高中,之后不论节假日,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才睡。即便如此,她的学习成绩也仅能维持在班级中等水平。

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从小学到大学,学习压力是随年级递增的。这与我当年在中国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是高中最辛苦,到了大学反而轻松许多。

在体育教育领域,美国的表现远超中国。这里的大多数孩子除了参加学校体育课,还会加入一两支课外运动队。美国的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许多在中国较为小众的运动,如滑雪、高尔夫和击剑等,在这里都已相当普及。当然,美国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也还是足球、篮球等几个大球运动。我儿子在尝试过多种运动项目后,最终选择了冰球作为长期坚持的运动。在我看来,选择哪项运动并不重要,关键是两点:其一是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体魄,其他都无从谈起;其二是通过团队活动培养社交能力和协作精神。  

相比之下,中国学生普遍缺乏体育锻炼,身体素质跟美国小朋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时常会听说一些国内的年轻人过劳死的新闻,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很多企业里的工作压力太大,另一方面也露出了因为缺乏体育锻炼导致的体质问题。

对于我的孩子,我始终认为身体健康比学业成绩更为重要。因此,尽管我担心他的数学成绩不够理想,但仍然支持他投入更多时间在体育活动上,而不是一味做题。

这一领域涵盖所有艺术相关的教育,比如:美术、音乐、戏剧等。就我个人而言,艺术的重要性比起体育来要稍逊一筹。一个人要想身体强健,观看他人比赛用处不大,必须亲身参与运动。但在艺术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具备创作乐曲、书画、戏剧等的能力,却依然能够通过欣赏他人作品感受美的力量。除非将来从事相关职业,否则艺术水平的高低不会对日常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我儿子对于艺术也确实没太多兴趣,所以除了学校的相关课程,我们没有为他安排任何额外的艺术培训。

即便如此,美国小学的艺术教育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儿子学校里的音乐课,儿子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出色的音乐老师,她不仅专业功底扎实,更是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还曾入围全国格莱美音乐教育奖决赛。每年学校举办的合唱汇报演出,孩子们都会表演老师自己作曲的歌曲,旋律优美,令人难忘。学校里还会教授几种乐器,儿子毕业时,已经可以用大提琴演奏一些简单曲目了。反观我的小学时代,最多也就接触过三角铁、铃鼓、沙锤之类的简易乐器。

如今,国内不少家庭也开始卷艺术和体育了,但更多是出于升学的考量,往往忽视了孩子的兴趣和个性发展。这种功利化的倾向,反而不利于培养孩子的艺术修为。

中美两国的小学阶段,劳动教育都相对简单,主要局限于教室清洁等基础事务。到了中学阶段才会有更丰富的劳动实践。

我小时候在黑龙江读中学,学校安排了一些季节性劳动,比如秋天收集树叶为校园的葡萄防寒,冬天清理道路积雪等。这些劳动虽然辛苦,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不仅增强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也培养了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学校是否还保留这些劳动传统。

在美国,小学生同样不需要什么劳动。但是升入中学后,但中学生需要参加更多社区服务,这也是申请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劳动项目既有实践性,又能为社会做出实际贡献,例如组织小朋友的活动、为学校筹款或参与公益募捐等。我小时候学校组织的劳动,是直接为学校或社会做贡献的,不会涉及到钱的问题。美国学生的劳动虽然也是公益性质,但通常需要先换算成钱,再把钱捐赠给相关机构。比如,学生们为客户洗车,收取客户的佣金,再把佣金捐赠给学校。这样的安排不仅让学生们参与了劳动,也帮助他们理解了劳动与金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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