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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与软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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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同时拥有生物医学的研究背景,我对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日里,这两方面的书籍常常是我的读物。虽然这两门学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的某些思想却能够相互借鉴、启发。这篇文章将分享进化论的相关理论如何影响了我的程序设计思路,以及在学习编程思想后对进化论的新认识。

一、基因突变与物竞天择思想在编程算法中的应用

计算机科学中有一门学科叫做遗传算法,它系统地探讨了如何将遗传与进化的思想引入计算机科学,比我的尝试要深入得多。不过,在正式接触这门学科之前,我曾经有过一些朴素的探索。

最初接触这个问题的契机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刚学会了黑白棋(Othello),邀请我对战。虽然他是个新手,但我的水平更糟糕,总是输给他。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下棋不行,那不如发挥编程的专长,写个程序来击败他。然而,问题在于我对黑白棋的规则和策略了解有限,怎么确保程序能比我更强呢?

黑白棋规则相对简单,基本算法容易实现。我最初的想法是让计算机模仿我的思路下棋,借助它的计算速度优势,理论上应该能比我强一些。但这还不够,我希望程序能通过某种方式自我学习、不断提升棋艺。这个想法受到了进化论中基因突变和物竞天择思想的启发:让不同的程序进行对战,淘汰表现差的,保留和优化表现好的,从而推动棋力的逐代提高。

我的方法是提取可能影响棋局胜负的参数,比如棋子的落点、每颗棋子周围的空格数量、己方可落子的数量、对方可落子的数量等等。虽然我对这些参数的实际作用心中无数,但参数一定要“宁多勿漏”,程序会自动筛选出那些有用的参数。这些参数可以看作程序的“基因”,不同程序的区别就在于这些参数的具体值有所不同。

接下来,我组织了几十个程序进行循环赛,并将成绩居于后半的程序淘汰;成绩靠前的程序保留它们的“基因”,还可以通过“基因重组”和“随机突变”等方式,调整参数的值,生成新的后代。如此一代代模拟进化,程序的棋力也随之逐步提高。

最终,这个程序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训练,成功战胜了我的朋友。这让我感到相当自豪!

然而,这种“进化式”程序设计也暴露了一些明显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效率低下。程序棋力的提升非常缓慢。这点其实不难理解,毕竟生物界花了数十亿年的时间才进化到今天的水平。即便我的程序效率远高于自然进化,想取得显著的进步也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

另外,每代程序的“种群规模”太小,仅有几十个样本。相比之下,生物界每代往往有几百万甚至几亿的个体,这样的大样本量才能提供足够的多样性。我的程序等于在“近亲繁殖”,甚至可能导致棋力一代不如一代。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计算机的运算与存储能力有限。

遗传算法中提到的解决方案远比我的方法成熟,但也存在类似的局限性。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深入研究相关书籍。

二、对进化论的反思

假如我基于基因突变和物竞天择思想设计的黑白棋程序,一直按照既定规则运行,经过几万年的演化,是否可能进化成能够下五子棋或者其他棋类的程序呢?这一问题引发了我对进化论的重新思考。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两大核心假设:同源说和进化论。同源说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源于同一个最初的生命体,这一观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在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支持下。比如,人类与单细胞细菌之间也存在高度同源的基因,这为同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然而,进化论,即通过基因突变和物竞天择解释物种多样性的假说,却从一开始便饱受质疑。虽然 DNA 的发现为进化论提供了一定支持,但仅凭基因突变与自然选择能否完全解释生物的演化仍存在诸多争议。

进化论主要依赖三大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化石记录)以及胚胎发育的重演律。然而,这些证据并非无懈可击。

  1. 比较解剖学 人类和猴子的骨骼结构高度相似,这是比较解剖学的经典证据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循环论证:人和猴子的骨骼相似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祖先,而为何有共同祖先的原因又归结于骨骼的相似性。然而,我认为骨骼相似本身是一种客观现象,无需证明,也无需与进化论挂钩。这一现象可以很好地支持同源说,但却无法解释生物演变的具体过程。

  2. 古生物学(化石记录) 按照基因突变理论,生物的演化应是一个缓慢而连续的过程。然而,化石记录却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图景。大多数化石展示的是物种突然出现并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过渡类型的化石寥寥无几。例如,始祖鸟是为数不多的“过渡类型”化石之一,但与成千上万的物种化石相比,显得过于稀少。

更为显著的是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现象:在30亿年前至5亿年前的漫长时间里,化石记录几乎全部是单细胞生物。然而在5亿年前,各种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似乎在一夜之间出现在海洋中。这种突发性和缺乏过渡类型的化石记录,更多地揭示了基因突变理论的局限性。

  1. 胚胎发育的重演律 重演律认为胚胎发育过程会重现物种的演化历程。然而,如果进化的驱动力是基因突变,原有的信息理应被替代或遗忘,那么胚胎为何会保留并重现这些信息?除非生物的演化并非完全依赖基因突变,而可能涉及更为复杂的机制。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如果让我的黑白棋程序持续进行基因变化,它能否演化为下五子棋或其他棋类的程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黑白棋程序的基因设定是专注于黑白棋规则的,在没有外界干预或新信息输入的情况下,它的“进化”只会局限在原有的范围内。这表明,“基因突变”并不足以解释复杂系统如何从无到有地发展出新的功能。

综合来看,进化论的三大证据在解释物种多样性时都存在局限性。尽管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无疑在演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将其作为唯一机制,可能无法全面揭示生物演化的真实过程。或许,探索其他未被完全理解的生物机制,才是进一步解答这些谜题的关键。

三、程序是如何“进化”的

虽然我的黑白棋程序无法自行进化成五子棋程序,但在我的干预下,这种“进化”却完全可行。

我的程序使用 C++ 编写。熟悉 C++ 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程序,也通常会运用面向对象和泛型编程等思想,我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如果我打算开发一个五子棋程序,应该如何着手呢?

黑白棋和五子棋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棋盘的类型、棋子的基本属性等。如果从头重新创建一个五子棋程序,显然既费时又低效。

最直接的办法是复制原来的黑白棋代码,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然而,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问题:代码冗余。两份程序会包含大量重复代码,不仅浪费资源,还会给后续的维护带来麻烦。比如,如果我优化了黑白棋程序的某部分代码,还需要手动将改进同步到五子棋程序中,这显然不够灵活。

得益于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这个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我可以将黑白棋程序中的核心功能抽象为一个基类,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五子棋的类。五子棋中与黑白棋不同的特性和方法,可以通过覆写(override)实现。在这种设计下,基类的代码仍然存在,但被覆写的部分在五子棋类中将被替代或补充。

更有趣的是,某些基类的功能并不会因为派生类的覆写而完全消失。例如,子类的构造函数通常会先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然后再执行自己的逻辑。这意味着,父类的一些特征和行为仍然能够保留,并在子类实例化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这种基类与派生类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胚胎发育的重演过程。在生物学中,胚胎在发育早期会呈现出某些祖先的特征,而随着发育的进行,这些特征逐渐被新的结构和功能取代。这与程序设计中基类的部分代码被派生类覆盖,却依然能够影响派生类的实例化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程序设计方式,不仅减少了代码的重复性,还保留了灵活扩展的可能性。就像生物演化中的“保守与创新并存”,程序设计也在继承已有功能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出新的特性。

四、对生物的进化的反思

参考程序自动“进化”的规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新的假设:基因突变仅能在同一物种的小范围内引起改良,而真正导致质的变化的,除了量的积累外,更多的可能是类似程序中“继承”或“重组”这样的基因操作。

现代生物学研究发现,高等生物的染色体中存在大量所谓的“无用”基因片段。这些片段虽然在当前看似不起作用,但它们可能在生物的进化历史中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随着生物体获得新的基因片段,这些新片段可能具有与旧片段类似的功能,但表现出更高的优先级,从而抑制了旧片段的活性。

当新基因片段主导生物体的功能后,旧片段逐渐失去作用,成为看似“无用”的遗留。然而,这些片段并未被完全淘汰,它们的存在暗示着一种“历史记忆”,记录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经历的不同阶段。这一机制与软件开发中的代码继承有异曲同工之妙:旧的功能被保留但不再被调用,而新的功能覆盖了它们的位置。

那么新基因片段是从何而来的呢?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

  • 有性繁殖的重组:有性繁殖是基因多样性的重要来源。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染色体通过交叉和重组,形成了包含新组合的染色体。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引入完全新颖的基因片段,从而为后代带来前所未有的功能。
  • 基因交换:在低等生物中,比如细菌,基因交换是一种常见现象。通过质粒转移或其他方式,细菌可以将自身的基因传递给其他个体,这种机制为基因创新提供了直接途径。
  • 病毒的作用:病毒能够将自己的基因插入宿主细胞的染色体中。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外来基因可能被宿主整合并表达,从而引入新的遗传信息。
  • 外部环境的输入:新基因片段可能通过饮食或环境途径间接进入生物体。例如,食物中的 DNA 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可能被吸收并整合进自身的基因组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物进化并非完全依赖基因突变的随机性,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突变提供了变异的基础,但快速的进化可能更依赖于基因重组、新基因的引入,以及生物间的遗传信息共享。

这种进化机制与软件设计中的继承和扩展有相似之处:旧有的功能可以被继承和改良,新功能的引入则通过扩展实现。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平衡,或许正是生物进化与程序设计的共同规律。

五、未来软件的发展趋势

生物用了 30 亿年的进化才发展到今天的复杂程度,而计算机软件仅仅发展了不到50年。尽管两者当前的复杂性尚无法直接比较,但在人类智慧的推动下,软件进化的速度可能远超生物进化。或许在未来百年内,我们就能看到具备自我完善能力的智能软件,其发展速度可能是生物进化的千万倍。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大胆预测,未来软件的发展也许会在某些方面与生物进化展现出类似的规律。

在维护大型软件时,处理遗留代码(legacy code)是一个常见的挑战。例如,我最近需要修改一段存在于公司大型软件中的老旧代码。这些代码风格极差,如变量名使用单字符表示、大量硬编码等。如果几年前的我,可能会直接选择彻底重写这段代码。然而,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往往得不偿失。

一个大型软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能有数百甚至上千人参与过开发,其代码之间交织着复杂的引用关系。贸然重写某段代码,极可能在功能上无法完全覆盖原有逻辑,进而引入更多的隐性bug。而这正如生物学中所谓的“无用基因片段”:它们表面上似乎没有功能,但实际上可能隐藏着潜在的价值或作用。

现在生物学上,研究基因片段功能的方法主要是,先把一段基因敲掉,然后看看他对生物体带来了什么影响。然而大多数基因被敲掉以后,却看不出生物体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这就是那些“无用”基因片断。这一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基因有备份,备用基因会及时发挥作用,弥补缺失的基因的功能。还有就是很多基因的功能是和其他很多基因共同作用才能显现出来的,或者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会被显现出来的。这些基因的功能不是那么容易被观察到的,他们缺失了,或者被添加到一个本来不具备这种基因的生物体上,它们的潜在的影响或许要过很多年才能被发现。现在大家对转基因作物的戒心,这也是原因之一。(对转基因食物更大的担心可能是在于,被植入的基因片段不够稳定,更容易整合到人体基因中去,导致人类的基因被转化。)

对遗留代码的最佳处理方式,通常不是直接改写,而是通过添加包装层的方式进行优化。例如:

  • 如果原代码是一个简单的除法运算,没有处理除数为零的情况,最佳做法不是直接修改源代码,而是在其外部包裹一层新函数。新函数负责检查除数是否为零,若是,则进行错误处理;否则调用原代码执行除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对原代码行为的直接改动,同时确保新的功能可控且安全。
  • 如果需要改动的是一个类,则可以通过继承原有类,创建一个派生类。在新类中覆盖或添加所需的功能,而原有类保持不变。这样,旧代码的稳定性得以保留,而新功能通过扩展实现。

这一策略的缺点在于:会导致程序体积迅速膨胀。然而,随着存储成本的下降和计算机硬件能力的提升,程序体积不再是首要问题。维护效率和功能安全性将成为更重要的考量。

随着软件系统的规模日益庞大,完全消除bug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关键场景中,系统的任何故障都会带来不可接受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备份机制成为保障系统稳定性的最佳手段。硬件系统已经普遍采用备份策略,未来的软件系统也会逐步引入这一思路。例如,对于某些核心功能,软件可以采用双实现策略:由不同的开发团队设计两套独立的实现代码。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其中一套,当出现异常时自动切换到备份代码。这一方法与生物基因的双拷贝特性非常相似。生物体内的基因通常成对存在,不仅是为了繁衍后代,更是为了在突变或损伤时提供冗余保障。例如,当一条基因出现缺陷时,另一条可以迅速接替其功能,确保生物体正常运作。

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软件的进化将越来越表现出类似生物系统的特性:

  • 冗余与容错:通过多版本实现和模块化设计,软件将具备更高的容错能力。
  • 继承与扩展:老旧代码不会被轻易抛弃,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优化,形成可持续的演进路径。
  • 自我完善: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未来的软件可能具备自我优化和自我修复能力,实现从“人类驱动”到“自我驱动”的飞跃。

生物进化依赖基因的突变与重组,而软件进化则依靠人类的智慧和创新。当我们结合生物与软件的进化规律进行思考,也许会发现,两者最终的目标并不冲突:创造出更智能、更高效的系统,推动未来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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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自然观的对比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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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的欧洲建筑与园林,与中国的传统建筑和园林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各自鲜明的特点。

中国传统建筑尤为注重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大规模的建筑群,如宫殿、陵墓等,往往因地制宜,依山而建,以山势的起伏造就建筑的高低错落之美。建筑通常不以高度取胜,而是通过高大的树木点缀其间,营造错落有致的美感。尤其是寺庙类建筑,常刻意隐于林木之中,仿佛融于自然。建筑师们不仅追求视觉上的自然和谐,还时常受风水观念的影响,这些蕴含哲学与信仰的设计思路在中国园林中更为凸显。园林中常有假山、溪流,花草树木种类繁多,宛若一片缩小的大自然。中国园林的至高境界是:置身其中,会有步入天然景观而非人造环境的错觉。

与之对应,欧洲的建筑风格则呈现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欧洲的城堡若有山,必建于山巅,以高大雄伟为特征,周围的树木通常被清除,使其威严之姿远在数里之外便可尽收眼底。欧洲园林大多以单一的草坪占据大片面积,仅栽种有限种类的植物。树木经修剪后呈现圆锥、球形等几何形态,彰显人为改造的痕迹。欧洲建筑的美学理念在于对自然的改造与超越,突显人类的主导地位。

中西方在建筑审美上的差异,正是其各自自然观的反映。概括而言,中国人崇尚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视人类为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是其附属,认为顺应自然才是美。道教思想便是这种自然观的代表之一。而欧洲人则倾向于将人与自然对立化,视自然为需要征服的对象,主张人类通过智慧和力量战胜自然。

自然观作为客观自然界在人类思维中的主观映象,其差异源于两地迥异的自然环境。大约五万年前,现代智人的祖先从非洲迁徙至亚洲和欧洲时,分别适应了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

中国中部地区因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灌溉,形成了肥沃的平原,气候温暖,适宜农业耕种。居住在此的人类逐渐形成农耕文化,只需顺应四季变化,按时播种收割,便能安居乐业。如此安定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人对自然怀有敬畏与感恩,逐渐形成崇拜自然、臣服自然的观念。在面对天灾时,人们首先想到向神灵祈祷,而非与灾害抗争。在中国人的信念中,神灵是自然界的象征,而天灾消弭则常被认为是祈祷的回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自然观。这种对自然的崇敬也体现在行为、艺术与建筑中,人们力求模仿自然,以表达对其的尊崇。

相比之下,欧洲的自然环境则显得严酷得多。多山地、少平原,加之寒冷的气候,尤其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部分大陆长期被冰雪覆盖,农业发展极为困难,连畜牧也充满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居住在欧洲的人类以狩猎为生,他们眼中的自然往往具象化为狼、鹿等猎物或天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捕食与被捕食的对抗,求生存必须战胜自然。因而,自然在欧洲人心中既是强大的敌人,又是必须征服的对象。向自然祈求从未能带来回报,这种经验使得欧洲人养成了好斗、进取的性格,认为对自然的每一次改造都值得骄傲。这样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欧洲园林的设计理念,以突出人为干预为荣。

欧洲和中国都曾建立起辉煌的古代文明。如果比较其成就,从公元前500年的春秋时期到公元1500年的明朝,中国在生活水平、科技、教育、政治等诸多方面一直领先于欧洲。有人曾做过对比,指出 15 世纪时,一个巴黎贵族的生活质量尚且不如洛阳的一位马车夫。

导致华夏文明长期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欧两地不同自然观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在人类与自然初期的较量中,由于人类自身力量薄弱,大多处于劣势。而在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之人们善于顺应并利用自然资源,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顺畅发展。反观欧洲,自然环境更加恶劣,人类与自然抗争时屡战屡败,生活艰难不堪,最终宗教神权趁虚而入,掌控社会,使欧洲文明的发展因此停滞了一千余年。

尽管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但其传统自然观也存在诸多不足。中国人过于推崇自然的力量,却低估了人的潜能。这种过度崇敬自然的思想催生了中国人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野心不足,容易满足,缺乏主动性和探索精神,抽象思维的能力也显得薄弱。这些特质成为了 500 年前中华文明开始落后于欧洲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人的自然观对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古代中国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了无数卓越成就,例如四大发明。然而,如果按学科领域划分,这些成就大多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如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在基础理论学科方面则显得相对薄弱。以数学为例,《数学发展史》中详述了欧洲、巴比伦、埃及、印度及阿拉伯的数学贡献,但对中国数学的成就却几乎只字未提。这并非偏见,而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古代中国的数学成果较少,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更是凤毛麟角。举一个例子,东汉时期的刘徽在修订《九章算术》时,发现了其中多处错误,例如计算弓形面积和球体体积的公式。这些错误的公式已经被使用了上百年,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屡次出现误差,却很少有人质疑公式本身的正确性。

数学领域的薄弱,实际上是中国传统自然观影响的结果。中国人对自然界的现状往往感到满足,因而缺乏改造自然的兴趣与动力。这种满足于表面解决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对事物内在逻辑和深层规律的探究热情不足,人们习惯于停留在现象观察的层面,而不愿意进一步抽象总结,更不用说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作为最基础、最抽象的学科之一,数学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

自然观对人文领域的影响同样深远。许多电视剧描绘了清朝社会与人文,给观众一种印象:清朝的皇帝似乎个个雄才大略,开明勤政。这些影视作品虽然有艺术加工,但与历史事实的差距并不大。如果将中国历代皇帝按“明君”和“昏君”的标准排序,清朝的皇帝在明君之列可占据半数,而昏君的行列却几乎没有清朝的身影。然而,正是在清朝统治期间,中国开始大幅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

单从纵向比较来看,清朝的统治并不逊色。其间,中国的国土面积扩张了三倍有余,人口增长了四倍,国民生产总值更是增加了十几倍。然而,这些成就只是从绝对意义上评价的结果。如果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问题就显而易见:在清朝发展壮大的同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在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胜利,在科技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且通过殖民扩张将版图和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相比之下,尽管清朝的皇帝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但最终在全球竞争中,清朝的“增长”却依然相对落后。

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因其保障方向正确、调动多数人积极性的特点,效率远远超过专制制度。这也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像欧洲那样自发走向民主?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当时缺乏系统的民主思想。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思想领域百花齐放,诸如《社会契约论》等开创性的著作,为后来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中国,自先秦以后,哲学思想长期停滞甚至倒退,最终演变为三纲五常等以服务专制统治为主的伦理教条。在缺乏民主思想指导的情况下,民主实践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也间接助长了这种局面。过分崇尚自然的思想使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臣服于自然,而这种带有自卑和顺从色彩的思维也延伸至社会层面。人们轻易屈服于权威,缺乏平等意识,更遑论创新或挑战既有权力结构。例如,在学术写作中,中国人往往喜欢引用古人的言行作为论据,而欧洲学者则更倾向于以“批判某某”为题展开独立的分析与讨论。

尽管这些影响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目的在于为当下和未来服务。认识到不同自然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树立一种更适合现代发展的观念,激发更强的创造力与进取精神,从而在全球化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观察不同自然观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类的野心有多大,成就就可以有多大。典型的欧洲自然观以“人定胜天”为核心,相信人类有能力战胜自然,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崛起和全球扩张。随着欧洲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的自然观也逐渐发生转变。诸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等西方思想被引入中国,带来了新的观念。比如在 40 年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那个时代激发建设热情的重要口号。

这种转变无疑是中国走向富强的良好开端。尽管历史上像大跃进这样的尝试最终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定胜天”的理念是错误的。关键在于,战胜自然需要正确的方法、充分的知识积累,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不可冒进。

当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虽然理想状态下二者兼顾是最佳方案,但当必须做出选择时,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优先发展工业。

首先,工业的发展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修复环境的技术手段不断进步。欧洲在工业化初期对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但经过数百年的努力,许多地区已经实现了环境的有效修复甚至改善。其次,即便有些环境破坏无法完全修复,未来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如实现星际移民等,地球环境的状态可能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依托。

其次,放弃发展则可能意味着生存权的丧失。历史上的印第安人,在环保方面或许远优于当时的欧洲人,但由于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弱势,他们无法抵挡外来的侵略,最终也没能保护他们的自然。同样,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太阳的寿命是有限的,终将膨胀成红巨星并吞噬地球。如果人类无法在这之前发展出足够的科技能力脱离地球,那么我们所保护的一切最终都将消失。

因此,积极进取的自然观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它鼓励我们在面对自然挑战时选择积极应对,而非消极回避。在确保合理平衡的基础上,勇敢探索、不断进步,才能为人类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样的自然观,不仅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也是文明延续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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